爱华网作者:何自云 普遍观点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利差远高于美国商业银行利差，两者相差近10倍！为此，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被指坐吃高利差而导致经营效率低下。因为靠利差收入就能过得很好而不必积极开拓中间业务收入；更因为利差很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很强，贷款多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也就难以避免了，高利差因此也成为目前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统计数据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不是高于、而是低于美国商业银行的利差！ 从2004年10月份开始，我国金融机构实现了“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既定目标。 这种利率管制结构，强制性地保证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利差。据此，很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要远高于美国商业银行的利差，两者相差近10倍，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的一个表现； (2)高利差是我国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利差很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很强，贷款多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问题也就难以避免了； (3)高利差是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低的重要原因，因为银行靠利差收入就能过得很好，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开拓中间业务了。 但是，实际统计数据却表明，这种认识是一个误区。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不是高于，而是低于美国商业银行的利差。纠正前述种种流行的错误观念，通过其原因深入探究，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还是很有益处的。 我国法定利差基本稳定 由于我国依然对利率实行非常严格的管制，因此，讨论我国商业银行利差的起点，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法定利差。我们通常以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来代表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图表1的数据显示，我国法定基准存贷款利率自1993年7月达到最高水平以来，截止2007年底一共经过了17次调整。199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法定利差仅为1.08%，经过连续7次的存贷款利率下调，法定利差不断上升，1999年达到3.6%的水平。在随后的10次利率调整中，利差一直保持在3.33%～3.60%之间， 与我国不同，美国自1980年代初期就实现了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因此，在美国目前并不存在商业银行的法定利差。 我国实际利差低于法定利差 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利差并不等于商业银行实际利差。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只规定了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浮动，商业银行的利率浮动实践直接影响实际利差。其次，法定基准利率随着存、贷款的期限不同而不同，这样，商业银行实际存、贷款期限的差异，也会对其实际利差形成直接的影响。第三，中国人民银行仅规定存、贷款利率，而在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中，除了存款以外，还有其他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如发行债券、同业拆借、债券回购等，这些负债形式连同需要支付利息的存款统称为计息负债；在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中，除了贷款以外，还有其他可以带来利息收入的资产，如债券投资、同业拆放、债券逆回购、央行存款等，这些资产形式连同贷款统称为生息资产。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也称为利息差，InterestSpread)，不只是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而是所有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与所有计息负债的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 从图表2可以看出，我国8家商业银行2006年平均利差为2.46%，比2006年的法定利差(3.33%～3.60%)低了约1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以比较大的幅度低于法定利差，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降低法定利差；当然，由于“存款利率可以下浮、贷款利率可以上浮”，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必要再提高法定利差。因此，保持目前已经持续8年多的利差水平，似乎是可以预期的。在商业银行的负债中，除了计息负债以外，还有一些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称为非付息负债)，如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股利、应交税金、递延所得税负债等。在美国，由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商业银行不对其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因此，美国商业银行的无息负债中还包括无息活期存款。在商业银行的资产中，除了生息资产以外，还有一些不会带来利息收入的资产(称为非生息资产)，比如现金、可供出售的权益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递延所得税资产等。在美国，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是没有利息的，因此，央行存款在我国是生息资产，而在美国是无息资产。 为了反映非付息负债对实际利差的影响，商业银行在对外批露信息时，通常还批露一个称为利息收益率(InterestMargin)的指标，其计算方法是净利息收入除以总生息资产的平均余额。图表2的数据显示，同一家银行、同一时期的利息收益率均略高于利差，但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小。因此，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只讨论利差，而不再讨论利息收益率。我国实际利差低于美国 与“我国商业银行利差远高于美国商业银行利差”的普遍观点完全相反，美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要高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美联储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全部7403家商业银行2006年度的利差为2.74%，而在1987～2006年的20年间，全部商业银行的平均利差为3.15%，均高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参见图表3)。另外，美国数千家商业银行长达20年的这一平均利差水平，与我国目前的法定利差水平3.33%非常接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银行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大幅度调整利差的可能性极小。 从单家银行的角度来说，美国很多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还远远高于上述全部商业银行的平均值。比如，按核心资本排名位于美国第五位的富国银行(WellsFargo)，2005年和2006年的利差分别达到4.31%和4.06%。 利差低的原因不是因为负债 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低，原因不在于负债。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中，存款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图表4的数据显示，我国8家商业银行存款占全部资金来源(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84.19%(简单算术平均值)，其简单算术平均利率为1.69%，不仅低于当时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2.25%(2006年8月19日调整为2.52%)，而且也远低于美国富国银行的存款利率3.21%。富国银行的存款在全部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仅为66.4%，而平均成本率高达4.91%的长期借款，所占比重达到了18.1%。因此，资金来源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 另外，由于在计算利差时，并没有考虑非计息负债，因此，我国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而美国对活期存款不支付息这一因素，也不是我国商业银行实际利差低的原因。 高收益贷款占比低导致低利差美国商业银行的利差高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其主要原因在于资产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贷款、证券和央行存款等，由于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不同，因此，资产结构不同，银行全部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就不同。 图表5表明，前述我国8家商业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为5.47%(简单算术平均值)，而证券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3.09%(简单算术平均值)，两者相差2.38个百分点，因此，在付息负债平均成本率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越高，银行的利差也就会越高。 我国8家商业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简单算术平均值只有51。1%，而资产加权平均值更低，仅为47.6%；有价证券占比则比较高，简单算术平均值为28.83%，资产加权平均值达到36.86%。相比较来看，美国富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76.95%，而有价证券占总资产的比重只有10.01%(参见图表5)。收益率较高的贷款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太低，是我国商业银行实际利差过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很高(2008年1月25日起上调至15%)，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收益率很低，自2002年2月21日起至2008年1月一直保持在1.89%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进而缩小了实际利差。相比较来看，虽然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没有任何收益，但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非常低，2006年底富国银行在美联储的存款占其存款余额的比率仅为0.5%。 在贷款中，不同类型贷款的平均收益率有着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个人贷款的利率要高于公司贷款的利率，因此，个人贷款在全部贷款中所占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全部贷款的平均收益率，进而会影响利差的高低。图表6的数据显示，一方面，不论在我国还是在美国，个人贷款的利率要高于其他贷款的利率；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个人贷款在全部贷款中所占比重非常低。
另外，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一般也要高于大企业贷款的利率。我国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所占比例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贷款的平均收益率，进而缩小了利差。 提高贷款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是我国商业银行扩大实际利差、进而提高利润率的根本方法。实际上，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贷款，以及与贷款相关的其 他服务，来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的优势在贷款，而不在债券投资。 提高贷款占比与宏观紧缩不矛盾 为了扩大利差收入而提高贷款所占比重，似乎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紧缩性宏观调控相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问题的核心在于贷款结构。如果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提高个人贷款、中小企业、“三农”贷款等在全部贷款中所占比例，将资金引向消费领域和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地区和对象，扩大消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能够有效提高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扩大利差，增加利润，而且还有助于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样反而会有利于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利差高低与中间业务无直接关系 利差高低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并不存在直接关系，更不存在矛盾。 美国富国银行2006年中间业务收入与营业净收入(即净利息收入与中间业务收入之和)的比重达到44.1%(美国前十大银行这一比重的平均值是46.8%)，但其利差仍然高达4.06%。 实际上，利差高低取决于资金筹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商业银行无论其中间业务拓展如何，都应尽可能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的平均收益率，即应尽可能扩大利差；而无论其利差有多高，获得更高利润的追求，也会促使银行尽可能地去拓展中间业务。 (本文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