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刘山恩 2007年9月11日，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黄金期货。这被喻为我国黄金市场化由商品领域推进到了金融领域的里程碑事件。由此，黄金市场化改革进入到了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黄金期货的推出，无论是从市场的交易者、管理制度，还是相关市场间的互动机制来看，对黄金市场都是一个再造和拓展的过程。黄金，这个兼具商品和金融双重属性的产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群体所关注，伴随着黄金市场投资热潮，必将面临新的挑战。 不知不觉中，黄金市场化改革从发端至今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程。 63号函、上海黄金交易所运行、黄金期货批准上市，这三大事件构成了黄金市场发展的三座里程碑。站在新的起点，回顾中国黄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已经逝去的岁月，这能帮助读者了解为何我黄金市场化改革过程不是一步到位、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哪些往事，能让读者了解到我国黄金市场化改革成果的来之不易。 子文一 发端篇（尝试做成LOGO形式） 改革元年 1993年，从国务院下发63号函强调黄金产品管理工作、禁止自由交易开始，中国黄金市场的政策走向开始明确，即对当时的黄金实行统收统配，但未来将对黄金市场的管理逐步推行市场化。因此，1993年被称为中国黄金市场化改革元年。 黄金管制体制在1993年遭遇冲击，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黄金管制：共和国的沉重话题 1949年，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是年6月上海解放。但那时有人散布说：“共产党军事可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是零分。”接管上海、恢复经济是对共产党经济管制能力的一个直接考验，而第一件大事就是“银元大战”。 由于内战，国民党发行的货币严重贬值，百姓饱受通胀之苦。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百姓极度不信任纸币，因而对人民政权发行的人民币也产生了抵触。在投机商的操纵下，人民币兑银元在几天内就由1:1，变为10:1。造成了人民币大幅贬值。 为了让人民币站稳市场，就必须对金银进行管制，抑制其货币功能的发挥，让金银退出流通。于是，人民政权查封并关闭了上海证券大楼，宣布银元、黄金和美钞禁止在市场上流通。这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之时，黄金管制的政策取向就已经确立。再向前追溯，早在1948年华北解放区就已发布了黄金管制公告，亦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从上海发端的黄金管制此后又扩展到全国，成为新中国的国策。建国后1950年代，国家颁布了《金银管理条例》（试行），把黄金管制、统收统配纳入了国家法制轨道。但是，在人民币站稳脚跟并成为主流支付手段以后，黄金管制并没有随之取消，反而又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原因是外汇短缺矛盾的突显。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对外贸易也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易货贸易，而且规模相对较小，外汇需求并不迫切。国家因而对黄金外汇支付功能也没有关注，造成黄金工业投入的严重不足。黄金产量一直处于低水平。到建国近二十年时，还没有达到清朝末年（1911年）的产量水平。 黄金产量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局面因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19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变化，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开始增加，因而对于外汇的需求增加了，但那时，外汇极度短缺（相比之下，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超过了1.4万亿美元，如何使用这笔巨大的外汇存底，甚至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想象，彼时国家外汇短缺到了何种程度。参见表1）。 在1969～1978年10年中，1973年的外汇储备不足1亿美元。10年间，年均外汇储备不足8亿美元（7.942亿美元）。这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家底确实可怜。另外在这可怜的外汇储备中，黄金又占有大部分份额，十年中年均为60.41%，占比最高的年份竟高达91%。彼时，黄金的外汇地位十分突出，因而需要对黄金进行高度集中管理。1970年代，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是国内自身生产水平低，因而中国创汇能力很低，生产黄金成了面对外汇极度短缺挑战的最可靠的应对之策，长期被冷落的黄金工业开始受到重视。这也是1975年国家采取非常措施，全面加强黄金工业生产的根本原因。扩大黄金生产和黄金管制都是为了解决外汇短缺，因而，黄金生产的管理政策也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建立的。黄金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也必须根据中国外汇储备情况而定，这是现实的经济制约条件。 直到1980年代，虽然国际放开黄金市场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中国不仅没有放开黄金市场管制，反而有所加强。1983年，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行生产、流通的全面管制，禁止个人和企业自由买卖黄金。1988年，国务院又将黄金列为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禁止个人开采黄金，在1994年以前，黄金开采业也是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 生产需要市场化 虽然在1960年代，政府高层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问题，并着手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在1958年～1975年的18年间，中国黄金产量年均增长仅有0.9%。换言之，外汇短缺的矛盾并没有缓解，而是加剧了。1975年，这个问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注，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推动黄金工业的发展。
在国家大力的推动下，从1976年～1992年的17年间，黄金产量年均递增速度为11.34%，而在1976年以前的23年间，黄金产量年均递增速度仅为3.48%。两位数的持续增长是这一发展期限的亮点。时至1992年，黄金产量比1975年增长了5.1倍，由13.785吨增长到了84.026吨，居世界第六位（参见表2）。 到1990年代初，中国经过近20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科研、规划到矿业开发和精炼的黄金工业体系。 由于对黄金需求的急迫，那时一些匆忙上马的黄金开发项目很难进入国家项目的审批程序，难以在国家计划中立项，因此，国务院出台了“以金养金”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黄金由国家定价，再从低于国际金价的部分中提出黄金生产发展基金。该项基金从1979年～1995年持续了17年的时间，为黄金新区和新项目集聚了近百亿的资金，但也为1993年“黄金私买潮”的出现埋下了伏根。 从表3中的所列的13年中不难发现，由于黄金价格实行国家定价，国内金价均大幅低于国际金价，13年间平均低33.32%，也就是说黄金生产发展基金是建立在1/3的价差之上的。这实际是老生产区无偿地支援新区开发，在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黄金发展基金的制度设计并非不合理。但是，当生产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有了生产者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后，老区的黄金生产者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无偿为新区开发做“贡献”。这种制度设计就面临日益增加的现实挑战。 但是，之所以在1993年这种挑战公开化，与当时特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有关。 首先，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为目标的企业改革已推进十余年，黄金生产企业已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变为了商品生产者，有了自身利益的追求动力与愿望。当时，定价与市场价的巨大差距就成为了黄金生产企业所要追求的大“蛋糕”，因而，非国有黄金生产企业先行一步，突破黄金统收统配体制，致使出现了一个地下黄金交易市场，屡禁不止。 1993年国际金价比1992年仅增长了4.6%，但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调了49.12%，由人民币兑美元5.7:1，上调至8.5:1，因此使黄金官方定价与市场价的差距扩大到50%以上。那时，人民银行收购价为每克48元人民币。如果卖到地下交易市场就可以达到近百元，这就进一步地使地下交易市场活跃起来。当时，维护统收统配体制的主导力量是国有黄金生产企业，他们对于黄金走向市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但是，这种思想与体制的约束因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面突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写入了党章，这无疑给了国有黄金企业突破黄金统收专营管理体制走向市场一把“尚方宝剑”。1993年，一些国有黄金生产企业也开始“犯规”，“黄金私卖潮”泛起，有人估计当年三至四成黄金进入了民营黄金市场，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4年，以致于1994年官方黄金产量统计数字出现了1975年以来二十年第一次负增长。 黄金生产者已然举起市场化大旗，自发地走向市场的行为对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进行了猛烈地冲击，改革已势在必行。 改革中的两难选择 从1987年～1996年十年间，制造业用金年均占总需求的82.53%，最高年份达到92.46%。而之后的1997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年均更增长到84.13%。每年的市场供求虽都会变化，但总的市场交易格局是工业原料需求已占总需求量的80%以上。 而在1968年以前，矿产金大部分是进入货币领域，各国央行是黄金最大的买家，而现在已成为市场上的卖家。黄金商品属性回归明显。“黄金商品论”是对这一变化趋势的总结与提示，为黄金生产者市场化的要求提供了理论武器。 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经推出了15年，国内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极端短缺的状况已有改变。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11.99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加了12.6倍。但是，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外贸支付和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外汇短缺的局面并未改变。 另外，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通胀的问题。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8%，这个数字在1988年为18.5%，而1993年，通胀数字再次回到两位数，当年全国小城市零售物价又上涨了13%，大城市高达25%。在这种情况下，抢购风不断，黄金首饰成了民众保值的首选，因而，当时国家黄金储备不仅承担了保证外贸支付的功能，而且承担着国内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功能。为此，在1985年国家就曾动用100吨黄金储备，加工金首饰投放市场，回笼货币。 因而，无论是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1993年都不是放开黄金管制，实现黄金交易市场化的最佳时机。于是出现了道义与现实的两难抉择：黄金生产者的市场化要求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现实还不容许黄金市场化。国务院63号函就是这种两难抉择的产物。 63号函表明，当时最高决策层的政策取向仍然是要保持黄金管制，维护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因而63号函主要是强调黄金产品管理工作、禁止自由交易。但同时也明确了黄金市场化方向，向人们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走向： 现在时——黄金统收统配。 未来时——黄金管理市场化。 市场化的曙光 国务院1993年63号函所显示出的黄金市场化的曙光，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有人认为，从此中国进入了黄金市场化时代，然而，我们并非是扬帆猛进，还需走很长的路。 价格机制的改革是影响最大的黄金市场化推进举措。原来是固定价格并与国际金价分离，改为与国际金价相衔接的浮动价格制。这一改革从战术角度看，使当年的国内金价上涨了一倍，满足了黄金生产者的利益诉求，对于平息“黄金私卖潮”和黄金管制得以维持发挥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战略层面的影响：首先，黄金价格的并轨使黄金生产者命运与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市场因素成为黄金生产企业兴亡的关键因素，因而运行机制必须从计划型转向市场型；其次，黄金价格并轨，使国内与国际金价的价差消失，建立在价差基础上的“黄金生产发展基金”便成了无源之水，也必须取消。相应地，中国黄金投资体制、地质勘探管理体制、黄金行业管理体制以及黄金经济政策体系都要随之调整改革。 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清理未批准的地方黄金市场的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着手建立规范的黄金市场的研究，这是63号函所透露的黄金市场化的又一缕曙光。这项工作的最终落实是九年后的200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黄金流通体制的改革报告并获批准，上海黄金交易所筹办工作正式启动。 63号函还特别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的任务，责成国务院法制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提出修改意见，报国务院审批。这实际是要为黄金市场化提供一个法律基础。但实际的进展情况是，时至今日，新的黄金管理条例仍未出台，旧的管理条例也未废止，成为中国黄金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一环。从法规角度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黄金管制的体制市场。 对于这一点，主管部门也早有认识，所以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完成与改革相适应的新的黄金管理法规体系建设任务。但现在又过去了6年，仍没有听到黄金管理新法规的确切消息，更没有看到具体的法规文件问世。但一个新的适应改革需要的黄金新法规是社会的期待和改革继续推进的迫切需要。继1993年黄金市场化曙光显露之后便是一个持续数年的沉寂期，或许这是一个有些漫长的等待。 子文2 改革篇 2002年，黄金管制终结年 来势汹涌的黄金市场化运作到1994年底基本上偃旗息鼓，各地的民营市场也纷纷停业关闭，似乎一下子又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这是表像，在这沉寂的表象后面，一场企业改革全面展开了。 沉寂十载，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运营，这标志着黄金管制的解除，同时也宣告黄金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 改革还在继续 国务院63号函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满足生产者的利益诉求，从而消除了生产者对黄金统收统配管理的冲击力，稳定了黄金的交售形式，达到了文件制定者的预期目标。但在金价实现并轨的同时，也取消了除免征黄金增值税外的所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经济优惠政策。黄金行业的发展随即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改革的压力转向了黄金工业的内部。 黄金工业的运行由计划轨转向市场轨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在1993年金价并轨时并未一步到位，而是保留了10%的价差，做为解决黄金地质勘探资金和行业管理经费的过渡安排。这种过渡性政策延续到1995年。之后，1996年国务院16号再次明确，在国内金价与国际金价尚未完全并轨前，每年从价差款中拨付3.5亿元，财政补贴0.5亿元，总计4亿元做为黄金地质勘探基金；另拨付0.8亿元，用于行业管理经费。 与此同时，1994年撤销了国家黄金局，并入冶金部成为内设局；1998年冶金部黄金局转制为经贸委黄金局，到2003年最终实现了政企分开，行业管理职能划归国家发改委，企业管理职能由中国黄金总公司执行，黄金行业管理体制的转轨任务基本完成。在黄金行业管理的过渡期内也实现了一些政策的突破，如黄金产量对外解密，低品位难选冶金矿对外资开放，黄金企业上市等等。 黄金生产企业在这期间，先是实现了生产资料配置的市场化，而后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发展资金的市场化。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黄金生产企业除黄金产品市场尚未开放外，生产要素基本都实现了市场化配置，其生存发展与市场相关联，计划的因素已是辅助性的次要因素，黄金生产者已由产品提供者变为商品生产者。以上都是在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中发生的，表明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矛盾正在积蓄，对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黄金产量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指标（详见表4）。 从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黄金行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全面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在这过渡期内黄金产量平均增长率为9.44%，比之前的17年平均增速低近2个百分点，并大多数年份增速回落到一位数，而且波动性很大。1997年增速高达49.48%，显然不是正常情况，但又有3年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中国黄金生产力的发展是处于不稳定状态。原因应从当时生产关系的现状中寻找，需要进一点调整生产关系，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突破的条件正在积累成熟。 市场化改革再启动 在社会经济环境和生产企业日益市场化的情况下，过渡性的政策安排预定到2000年，但到1998年就不得不宣告结束，其导火线即是1997年国际黄金市场的变化。 ■1997年：转折点 1993年中国金价并轨以后，国际金价又有7%左右的增长，并出现连续3年的稳定时期，年平均价波动不足1%，各方利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因1997年国际金价大幅下跌而打破。 1997年国际美元金价下跌了14.59%，创1986年以来11年的新低，因此国内金价也连续下调，对于习惯于金价不断上调的中国黄金生产者震动很大。不再是要求放开黄金管制，而是要求价格保护，因而在挤掉了10%的保留价差之后，还出台了金价低于每克80元时上浮出3%，对黄金生产给予保护。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这样做可能还可以，但当时中国对外进一步开放，国内金价一旦高于国际金价，就会有大量黄金流入，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赚取非法利润。1997年统计黄金产量的增幅高近5成，其中很大因素就是境外黄金大量注入造成的。 虽然1993年实现金价并轨，但仍属于国家定价。通过行政程序调整金价，信息传递路线长，反而迟钝，难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相吻合，因而黄金走私将不可避免，对中国金融造成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金定价权由国务院下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之后又建立了周调价制度，但都不能治本，只有改革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因此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1997年以后，国际黄金市场出现了持续了5年熊市，国际金价由387.87美元下降到271.04美元，跌幅高达30.1%。国内人民币金价也因此由95.48元下跌至71.41元，下降幅度为25.2%。金价持续走低，对黄金生产者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希望国家施以援手，给予保护。黄金生产者市场化的呼声减弱，相当多的人希望选择一条“准市场化”的道路。相反，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黄金统收统配的运营者此时却坚定地选择了黄金市场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使他们走出困境。 ■1999年：改革之船再次起航 1999年金价仍然低迷，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启动黄金市场化改革同样低调，当年年初只是在内部的会议上提出要推进黄金流通体制改革，只是在原管理体制内做一些小调整，如扩大金回收，金首饰以旧换心及零散黄金收购的授权范围，允许深圳人民银行开展黄金寄售业务等。 但是，北京市政府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些变化信息的价值，认为这是提高北京市金融服务功能的一次机遇，因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于当年8月向国务院提出了申办黄金市场的申请。北京市的行动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随后上海、深圳、天津、武汉等四城市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同的申请。多个地方政府的介入，很快出现了一个推动黄金市场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当时提出申办黄金市场的5个城市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的白银做为黄金市场放开的探路者，率先允许白银脱离了统收统配管理体制，为此组建的上海华通白银市场于1999年12月试运行，2000年1月份正式运行。这个低调启动的黄金市场化改革运动之所以一年内便实现，有了具体成果，充分表明黄金市场化改革在此时条件已经成熟。 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了千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是1993年的6.84倍。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已由占主体地位变为了辅助性地位。而中国的白银已由供不应求变为了供大于求，中国成为了白银出口国，国家外汇储备由极度短缺变为相对宽裕，为黄金市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金银在外汇储备中地位的边缘化，使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的突破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1999年与1993年相比，黄金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 200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经过一个准备和摸索时期之后，向国务院提出了改革的总体设想和方案，获准认可并决定选址上海。就在上海市政府方面积极筹备之时，同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宣布：“在改革方案和新的管理政策没有出台之前，有关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进行。未经国务院授权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筹建黄金交易市场；各种形式的网上交易、各地正在筹建黄金交易市场的活动必须立即停止。” 该发言有两层含义，一是重申中国人民银行是黄金市场建设的领导者；二是虽说是“各地”，实际是叫停“上海”的黄金市场的筹办工作。从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选择的发言时机表示，一定是对黄金市场的认识发生了大的变化。 ■2000年市场属性之辩 1999年中国黄金市场化取向确立以后，进入了黄金市场的建设实施阶段。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现实问题需要回答，即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黄金市场，是一个商品市场？还是一个金融市场？于是，2000年出现了一个黄金市场属性之辩。 被视为对中国黄金市场化具有指示作用的，由世界黄金协会资助、经济学家樊刚领衔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黄金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开放基本思路与方案设想》中认为，中国黄金市场未来参与的主体是“由分散的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及介于其间的批发商组成的体系。”在该报告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资深学者的发言甚至认为，黄金已是与萝卜、白菜一样的一般商品。由此可见，“黄金商品论”在学术理论界占有主导性地位。这也与中国人民银行推进黄金市场化的实践相吻合：作为黄金市场的探路者，建立了一个白银商品交易市场，并以其为示范推进黄金市场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实际上，从1993年黄金市场化改革方向确定以来的长时期内，建立一个黄金商品市场都被视为改革的最终目标。 在该报告发表之前的10月，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黄金协会在昆明联合举办了《中国黄金矿业经济国际论坛》，论坛上黄金市场属性定位成了热点。这主要是出于对上海白银市场运行的观察和对国际黄金市场的现状分析结果引起的。提出黄金市场属性应是位于金融市场，而不是一般的商品市场。会后，业界也曾展开连续性的讨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黄金市场的金融属性决定了推进黄金市场的核心力量不是以黄金生产者和加工者，而是商业银行。要建立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场外交易市场。如果这种理论热点成为黄金市场建设的主流意见，中国黄金市场建设的推进将会与今天有完全不同的情景。 2000年12月26日，叫停了上海黄金市场的组建模式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主导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组建筹备工作。上海黄金市场被定位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单位，放在其外汇交易中心内，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和监控，以及上海黄金交易所将商业银行列为首批吸收的会员等，都表示黄金市场属性定位发生了调整，已由一般商品市场调整为金融市场 从一般商品论到特殊商品论，是我们对黄金市场化改革认识上的一次深化，因而给中国黄金市场化增加了新的改革内容，改革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内推进，黄金市场化的改革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金交所，一个驿站 叫停“上海模式”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上海黄金市场筹建的“操盘手”，这是对黄金市场属性重新定位的结果。但使人不解的是，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所确定的改革任务有三个： ■取消黄金统收专营管理，实现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市场机制。 ■依托上海外汇交易平台，在上海外汇市场内建立黄金现货交易市场。 ■与黄金流通体制改革相适应，推进新的黄金法规建设，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新的黄金管理法规体系。 这个改革方案基本上是一个黄金商品市场方案，局限于黄金流通改革。上海黄金交易所就是这个改革方案的产物，是一个商品交易功能主导的市场。彼时对此的解释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仅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是一种临时性的市场形态，这个推断从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仪式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致词中即得到印证。戴相龙在致辞中指出：“（上海黄金交易所）初期要为黄金现货交易提供交易平台和相关服务。在完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发黄金投资产品，逐步建设成为金融投资业务为主的金融市场。” 这表明决策者对中国黄金市场发展是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建立一个黄金商品市场，打下一个基础；第二步是在黄金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转变为黄金金融市场。 上海黄金交易所在2002年10月30日终于挂牌运营，为了黄金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平移曾两次推迟开业时间。税务部门曾坚持黄金市场开放以后，原执行的增值税在黄金流通过程中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也要取消。 吸取白银市场的教训（注：白银走向市场以后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就没有实现平移，结果造成了白银场内交易远没有场外交易活跃的窘境。），黄金市场一定要争取实现政策平移，事后的发展证明政策平衡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运营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黄金管理的解除，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从此成为历史，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一定会记下这历史的一刻，但这仅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任务，仅是改革列车暂时停靠的一个中途驿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为高级经济师，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