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土地、环境、劳动力成本及政策的压力下，东南沿海庞大的制造业群体，正在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简单的产业转移并不能解决,反而是拖延扩散产能过剩、贸易失衡和环境污染等深层次问题。能否理性地承接具体的转移项目是各地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一道难题
文/本刊记者 廖海青
何国华的工厂负责为多家跨国企业生产塑料玩具。现在，他正在考虑把工厂迁到别处：“我为什么要为达到这些环保标准而掏钱呢？其他成本已经够高了，我们掏不起这笔钱。”他说，“外国客户很在意产品的价格。一切取决于定价。” 何国华的企业位于珠三角。这里是中国制造业的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过去，这里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向全球消费市场提供一种无形的东西：低廉的价格。然而，令人不安的迹象的表明，制造业成本极低的时代即将结束。 随着出口壁垒加剧、人民币升值、能源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珠三角目前的生产成本已开始超过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印染、服装、制鞋和玩具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制造行业的地位正在逐步被高成本、低价位策略所侵蚀。 据有关统计，仅2006一年，欧盟对华发起127起各类反倾销调查，成为全球对华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地区。而美国在此方面也毫不逊色，自2001年至2007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反倾销制裁31起，占美国对外制裁比重的25%。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出口的优惠政策逐步减少，也使外贸出口型企业遭遇挑战。2007年7月1日起，中国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调整出口退税的产品和税率，对部分行业和产品实行取消退税、免税和降低退税等措施，使行业利润偏低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传统制造行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 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传统制造业最主要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失去。珠三角一些传统制造企业表示，由于过度竞争，给工人人均增加10元/月的工资都承受不了。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已全面改变。中国的制造企业未来将何去何从？ 很明显的两个方向是：一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比如转到中国中西部地区；二是实行产业升级，提升产品的质量、档次、技术含量以及自有品牌，进而提高产品的价格，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从目前来看，对低成本的依赖仍然是大多数企业的选择。香港工业总会一位人士说，珠三角的企业在转移的时候必然考虑各地的综合经营成本。充分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廉价的物流，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低成本诱惑的驱动下，许多企业将工厂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期通过压缩运营成本使其摆脱困境。 由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技术经济水平的梯度差异，承接东部地区转移产业，被视为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促使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搬迁到大陆一些较落后的地区，以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河南某市商务局招商科长郭先生表示，该市早几年就开始模仿东部的做法，目前该市有五个省一级的开发区，30多个聚集区。道路、水电、管道、污水处理等都具备工业区的要求，这些都在模仿南方和东部的做法。“我们愿意承接这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郭先生说。 据商务部预测，未来3年中，将有1万家左右境外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投资、采购、经营协作。 西迁并非上策 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企业对低成本发展模式渐渐形成了依赖，这是沿海制造业大规模西迁的深层原因。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成本推动型的产业转移，无助于解决包括贸易失衡和环境污染在内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相反可能忽略和掩盖这些矛盾，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由于传统制造业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其发展完全以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承接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承接了高新技术产业，就能带动当地原有的产业升级换代，减轻环境的压力；如果承接了污染严重的项目，就必然延缓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加重当地的环境负担，恶化发展的环境。能否理性地承接具体的转移项目，是出给各地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一道难题。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开辟了招商引资的“绿色通道”。在许多地方，由于大量引进制造业，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传统制造业、落后制造业的大量引进，给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严峻挑战。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调查显示，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和青海两个省GDP的总和。 污染企业在向中西部聚集的同时，也在从城市向乡村流动。大部分的污染企业要么躲在一些县乡小工业园的角落里，要么就单独隐蔽在偏僻的郊区。这导致了污染源在地区间的流动和蔓延，并且难以控制。 商务部研究院杨亚沙研究员对《经济》说，产业转移不应该把过剩的、污染的、落后的设备转移到中西部去，而是一种产业升级的转移。中西部不能重复拷贝东部，重复引进，重复20年前东部对外资“饥不择食”的情况。而作为“当事人”的西进企业也要把握转移契机，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自身的整合升级。 但事实上，在目前争相承接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各地很难做到认真选择、理性引进，多数地方都是“项目决定一切”，只要有项目，只要有人投资，不管先进落后，照单全收。一些地方官员无奈地表示，“高科技企业根本招不来呀！就连污染企业，也是抢来的。” 同时，成本驱动型的产业转移也无助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反而可能掩盖甚至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当前，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制造出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廉价商品，这是导致当前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太强了，加工贸易的顺差在贸易顺差中的占比较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表示。当前，加工贸易顺差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我国全部贸易顺差总额，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外贸顺差增长过快，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大。据发改委统计，今年1—8月，我国第一产业完成投资783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42.9%，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大量资金进入房市和股市，使国内房价和股价出现非理性上涨，积聚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持续贸易顺差，亦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速上升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强化投机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已对美元累计升值7%左右，但这并不能有效遏制出口的快速增长，反而产生了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的预期，强化了企业扩大出口和降低进口的冲动，不断推高贸易顺差，进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形成贸易不平衡与汇率变动的恶性循环。这也加大了中央银行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杠杆调控经济的难度。 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很大程度上正是冲着中西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去。然而，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将超过50岁，中国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届时中国将面临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双重压力。因此，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正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标准普尔公司信用分析师曾怡景警告说：现在，中国经济似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任何负面情况或威胁都有免疫力。中国经济轻松跨越了种种障碍，例如高油价格、流动性过剩、信贷紧缩等。但是长期的高速增长和高收益可能令市场受到蒙蔽，从而低估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再是一个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的第一挑战 依赖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战略已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摆脱对低成本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提升整体产业的结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赵英说。 赵英认为，低成本竞争策略使中国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降低，因而也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提升其竞争能力。大部分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很少甚至没有，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依赖国外进口。对于品牌等需要长期投入的经营活动，中国出口企业更是很少从事，只能选择为国外品牌代工。而自身能力的不足又使中国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无法实现差异化，因而只能继续从采取低成本竞争策略。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抗成本压力能力很脆弱，因为在各种要素成本上涨之前，其的利润空间就已非常之小。比如在珠三角制造的美国新产品无线鼠标器，在美国售价是40美元，这40美元当中，除去原材料成本，美国的设计公司要拿走8美元，销售商拿走15美元，中国制造商只能拿到5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乃是东南亚国家没有适时地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缓慢导致这些国家在产业价值链上创造的价值日趋减少，从而导致经济的泡沫化或持久的衰退。因此，如果不进行成功的产业升级，我国的经济安全就会面临巨大的威胁。”赵英说。 赵英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大量外汇储备带来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股市泡沫、房地产过热等问题。唯一两全其美的对策，就是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污染，减少能耗，企业要改变粗放型发展的策略。避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单一比较优势,尽快优化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最终向自有品牌方向迈进。 然而，在各种具体经济政策上、在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思维中，还存在着刻意维持这种低成本模式的现象。比如，刻意维持资源、能源的低价格，有意压低污染行为的环境成本甚至纵容污染，人为降低或取消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以及尽力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对各级政府而言，这种低成本模式轻车熟路，还能彰显政绩，放弃低成本模式则带来许多现实的挑战，如就业、GDP、财政收入等等。然而，这种模式或可延续一时，最终会因为前述弊端的进一步显现而不得不进行调整和转变。不过，越晚转变，后遗症越大，回旋余地越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主任雷达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把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转到周边不发达国家。他说，现在在亚洲地区，中国已形成一个世界分工的雏形，即在这个区域内，中国相当于国际分工中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经济较不发达，正好成为中国制造产业链的低端。 西方国家的发展表明，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是把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搬，核心留在国内。中国的问题只是如何把握向外转移和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的度。 流动性过剩促进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减少对低层次产品出口的支持，对内部的产业升级形成倒逼趋势。这诚然是一个可喜的趋势。 然而产业升级仍然面临难题。由于缺乏金融工具创新和大规模融资支持，影响了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一些企业纵然想发展高端市场，在贷款和融资方面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分析室主任王小广认为，当前流动性过剩、资本过剩恰恰是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此前的社会财富增长一直沿袭“投资创造财富”的路子，而流动性过剩则可以使中国能够效法西方国家的模式，走出“财富创造财富”的道路。 王小广认为，当前亟需创新模式，引导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将过剩的货币流动性从房地产部门退出，导入到产业升级部门和公共部门。 在王小广看来，产业升级部门主要是产业技术水平较高、市场容量大的现代制造业和装备工业。主要包括汽车、通用装备、大型专业技术装备、船舶、精细化工等重化工业。由于这些过剩的资金相对分散，且流动性很强，喜好投机，因此，无法直接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因此，需要一种机制将其间接导入。 王小广表示，借资本市场加速产业升级不仅在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如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与高科技产业的结合，形成了美国高科技优势；而在我国也有案例可鉴，如上世纪90年代以长虹为首的家电业的发展，其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上市融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认为，中国应利用过剩的流动性加速产业升级的步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局面，从而降低流动性。 “日本、德国和新加坡都曾面临相似的挑战，但他们却没有压低本国劳工工资，而是趁此机会把产业提升到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水平，中国也应该借鉴这样的经验。”郭田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