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郭梓林 “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不仅决定着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决定着他们一生的幸福总量。” 当下中国企业家阶层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财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真正的富人；二是他们对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于政府的影响力。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批人的的幸福指数将会成为未来和谐社会重要的参照系。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在充分认识了资本的魅力之后，还须进一步借助思想的力量，从人文关怀的高度，来担当起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因为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不仅决定着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决定着他们一生的幸福总量。”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所有富人都是1978年以后产生的。当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之后，财富的涌出就成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巨大的财富的确给广大的中国人尤其是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然而，人们幸福指数的增长，并不像GDP的持续增长那样，保持只增不减并相对稳定的比率。幸福指数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并不成等比关系，甚至有的时候会成反比关系。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在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指数的提升作用，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幸福指数将越来越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总是离不开对人文环境的创造。企业家的信仰，企业家的胸怀，企业家的心境，企业家的修养，构成了企业人文环境的基本要素，也成为他们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企业家的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个人的消费在其中的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这些财富的表现形式，只能是社会财富，他们只是这笔财富的表现形式，只能是社会财富，不论是表现为厂房也好，住宅也好，现金也好，证券也好，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拥有这些财富的本质意义，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理由在于：要使这些财富实现增值，不仅需要企业家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而且需要发动其他人来打理，发动众人打理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社会就业的过程，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为国家创造税收的过程。 再次，企业家享有的不仅是财富增值过程的快乐，更是以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证明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把握，并通过企业运作过程来实现自己的经营管理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和使用，不仅影响他们对人生幸福的感悟，而且影响他们对其他“人”的幸福。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权力者的幸福最终来自于被权力者的幸福。企业家是权力者，与政治家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要让股东满意，让员工高兴，让顾客忠诚。因为集三者制约于一身，所以当企业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治家也是集三种制约于一身：要让选民、下属和其他政治家给出好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