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开栏的话 1月12日，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拉开了思考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序幕。《中国企业家》杂志借此契机推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系列专栏，约请学者、商界名流，追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研讨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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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当今经济学界最活跃和最有建树的学者中颇具代表性的10位学者。他们中既有“厉股份”、“吴市场”这样曾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元老，也有在近年的国企改革大讨论中因坚定捍卫产权改革路线而进一步为公众熟知的张维迎和周其仁；既有海外名校执教背景、以“第三只眼”观察中国改革见长的陈志武、钱颖一，也有近年潜心于数量化研究评价中国改革，如今已步入中年的“京城四少”樊纲，既有居于国家政治机关之高、炼达持重的学者型官员成思危、林毅夫，也有来自草根研究机构、积极倡导人权与自由的“茅维权”。 1月12日，这10位背景、风格各异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依次登台演讲，对于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分别从现实的、理论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角度进行了评价与展望。其激情、其冷静，其信心、其忧虑，令听者无不动容，见贤而思齐。 人生“而立之年”当慎思前路，改革“而立之年”何尝不是。 成思危：改革面临四大矛盾 10位经济学家中，位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无疑是政治身份最高者。自言以“学者”身份率先开讲的他认为，中国改革30年围绕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按照其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自上而下；二是量力而行；三是循序渐进；四是路径依存。 一如其名字，成思危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居安思危”的特点。而20年政协和人大的工作经历令其比“学院派”更多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他指出，改革现在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有这么几个矛盾需要处理： 第一个，就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这些年来宪法不断地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等都写进了宪法，应该是基本完备的。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现在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如果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这是一个根本。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行依法治国。 第二个，就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课题。一方面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是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较劲。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扭曲。补贴的结果就可能造成有的人钻空子。第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用鞭子赶。第三不能违反竞争规律。 第四个，就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一定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性。 吴敬琏：消除旧体制四大遗产 在一些场合，吴敬链曾多次用狄更斯《双城记》中所描述的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两头冒尖”的状况来比喻中国目前的处境：“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认为，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个是社会环境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一是腐败的蔓延，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的模式。而转变发展模式面临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主要的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比如说信贷资源，各级政府对于信贷的发放依然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利。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各级政府依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运用。 第二点，各地政府仍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 第三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从两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看，主要的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从支出结构看，政府将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使得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够加快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来取得更多的收入，日子就过不下去。 第四点，跟前面三点相反，因为资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所以市场的力量很小。市场力量很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重要的要素价格是行政定价。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压低了价格以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其实这是扭曲了资源配置。 吴敬链把改革的焦点依然聚焦于政府，体现了“吴市场”的一贯主张。要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关键的关键在于党政领导机关，在政府。”他指出，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去处理企业微观事物的，不是自己在市场上有利益的，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 厉以宁：突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堡垒 “厉股份”这次并没有谈股份制，而把兴趣点放在了“城乡二元体制”上。 在厉以宁看来，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制度不破除，就不能说计划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指出，城乡二元体制可以说一直拖了30年都没动。近年来的很多问题，如农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都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年，如果当初没有农村的承包制改革的话，那中国的改革开始的进展就不会这么顺利。改革重点后来转了，上世纪80年代中转到城市改革上去，城市就抓了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的确是推行了，证券市场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城乡二元体制一直拖了30年没有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重点不是户口问题，关键问题是怎样让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而且城市化要继续进行。今天我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翻看一下50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两者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当时为什么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为当时正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要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就让农民就安心呆在农村，把农村建设好，让农民不要做盲流了。 既然户口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怎么改呢？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的承包制还不能改变，因为承包制改变了，农村就乱了。重点应该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上，承包的土地可以转包，农民进城打工以后把土地转包给种植能手来种，可以出租，可以入股。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既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便于农民进城。农民还有宅基地，宅基地上面还有房子，把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换上城市户口，再换上城市的低保。宅基地的置换可以大大加快城市化，农民进入城市中，可以跟城市的居民一样享受到城市的低保等待遇。 茅于轼：财富增加的背后是自由扩大“中国今天财富的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在中国了，好像到了外国。”茅于轼如此来形容中国改革30年的沧桑巨变。 作为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更乐于通过解释人们身边发生的改革带来的变化，向大众普及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为决策者开出具体的改革药方。 茅于轼说，记得10年前，也是在北大，他在一次发言当中提到，为什么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或者说干一样的活，在穷国的收入低，富国的收入高？10年来，茅于轼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答案。他说，今天可以把他的思考向大家介绍一下： 全世界的穷国与全世界的富国，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最重要的特点，富国都是讲人权的，讲平等自由的，以商品交换为资源配置的一种主要方式。而穷国在这些方面都有问题，平等不够，自由不够，人权不够。这是什么道理呢？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交换创造财富。 在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里面，认为交换是不创造财富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交换只是产品的转移，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市场经济的特点恰好就是交换，而且交换是创造财富的。何以见得交换能创造财富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交换是双方都同意的，两方面都同意，就说明对自己有好处；两方面都觉得对自己有好处，那就说明一定有财富的创造。这个逻辑非常简单明了。 改革30年它的特点也就是在大家有机会去参与交换。交换创造财富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它必须是平等自由的两个人，如果我胁迫你或者欺骗你，那我就可以剥削你了。只有平等的自愿的这种交换才能够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30年以来，百姓的自由扩大了，选择职业、创业、交换、旅行本来是完全没有的，现在越来越多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财富得到了非常大的增长。但我们还不大愿意提平等自由，在人权方面我们要落实的问题非常多。所以吴敬琏就讲，我们有可能限入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讲特权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方面。 林毅夫：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逻辑
如果以学历论，林毅夫应是中国最早的“海归派”经济学家，却没有一般“海归派”那种强烈的西化思维。 近年来，林毅夫潜心于“中国特色经济学”规律的研究总结。为此还招致一些同道的质疑。 林毅夫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通过与西方学者普遍推崇的“休克疗法”的实证比较，林毅夫更坚定了对中国渐进改革理论需要总结的信心。 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不仅让中国经济取得30年的持续增长，对外越来越开放，而且城乡差距在缩小，可以讲我们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国际经济学家普遍不看好中国的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功明显，但是中国的很多根本性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此认为中国的改革即使有开始前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仍然很有可能会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崩溃等等。比较好的改革方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应该一次性的全部放开，推行市场化，对国有企业产权应该一次性的改革进行私有化，同时政府应该维持预算约束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就是“休克疗法”的三个理论。从理论上来讲这是非常完整的，因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市场经济，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知道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像理论预期那样，东欧国家在推行了“休克疗法”以后，首先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俄国、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1000%，10000%，并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上面还出现了崩溃，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最近，经济才开始有增长。在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东欧当中最好的应该是波兰，波兰大型的国有企业迟迟没有私有化，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按照休克疗法所讲的三个内容来执行；另外在前苏联国家当中，乌兹别克斯坦是表现最好的，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同样对它的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按当时国际理论界的预期，中国经济要出现大的危机。 我们在1990年以后，“休克疗法”的主张者认为会出现很多问题，国民经济当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城乡的差距是在扩大，金融是比较脆弱的，社会当中有很多腐败的现象，还有社会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环境恶化的情形也是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 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理论的预期却跟事实的发展是相违背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反思的一个时刻。 现有的经济理论的体系，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而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由于国家想去赶超，去补贴，去扶持少数产业这样的一种情形。假定存在市场当中的企业是有自身能力的，它的理论体系以这个作为暗含的前提来建立是合适的，可是在转型中国家，存在很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身能力的情形。如果我们没有把企业缺乏自身能力这个问题给予重视的话，那么以华盛顿共识来进行的改革，发现的情形跟苏联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是一样的。 周其仁：改革的新动力在哪里？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改革开放也不是突然一天从天上掉下来的。”周其仁宁愿从30年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改革开放启动的蛛丝马迹。 周其仁说他比较关注两个事件，认为它们和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 第一个事件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其中第一个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信阳地区，这个地区有850万人，非正常死亡达100万人。信阳事件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后，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12条。这12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19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大范围的包产到户，当时叫“借地”。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当时叫“救命田”。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深圳宝安县。那一年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说香港要开放。在宝安这个地方，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是从广东62个市县、全国12个省区聚集过去的。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疏散人口。据现在我看到的资料，当时大概有约6万人逃过去，其中4万8千人大概被遣返回来。同时在1962年，我们也做了很积极的反应，当时提出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变成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但今天来看，仅仅有局部地区的自发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他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反面“筹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它把过去的体制错误，扩张到了顶点，引起了很多的人对整体问题的重新思考。 很多人批评华盛顿共识，我也看到过，认为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这是错误的。那个时候中国人绝大多数人不大关心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一些什么，我们的问题是要把饭吃饱，要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下去，而过去的教条阻碍了我们的手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调整过来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界定权利变成了一个席卷整个国家的改革运动。我想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难题等着，现在的麻烦是我们已经远离了饥荒。同时GDP总量，国际上现在比得过我们的没有几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 钱颖一：后30年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任教经历，回国执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对中国的改革有着独特的海外视角。 他在与东欧、韩国、中国台湾、日本、越南等后发国家和地区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 中国取得的至今为止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在我看来，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基本经济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 我想做一个判断，也可能是猜测，过去30年中国的成绩，在30年前没有预测到，我想说今后30年将比过去30年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我说的不确定性是基于三个基本的主线。我想第一是在发展这条主线上。过去30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未来的30年，中国将从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发展到高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多数人将成为城市居民，而不再是农村人口，意味着多数人口将成为中等收入者，这是中国希望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而大量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间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挑战。 第二是改革，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从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基于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但是今天上午的讨论，经济学家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示意，难度相当之大。最近中国空前的繁荣让我们所有的官员、企业家，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同时进一步的改革，是否有进一步的动力，我们也感到忧虑。最后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协调推进？这都将是在议事日程上。 第三是开放，中国经济从部分开放的经济发展到融入全球的经济。这一条恐怕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条，或者说更没有先例可寻的一条。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是美国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开放大国，而且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的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如何能够达到新的平衡？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题目，是下一个30年我们面临的非常巨大的挑战。 陈志武：第三次改革开放为何成功？ 与钱颖一类似，同样“兼修中西”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近年来热衷于从历史中洞悉未来。他的目光比周其仁放得更远，用中国近代史的坐标来审视近30年的改革开放。 刚才林毅夫教授讲到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是晚清洋务运动还是中华民国成立最初的三权分立和最近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就是两个主题，既是改革也是开放。如果按照模式来看的话，洋务运动的时候应该是渐进式改革，1911年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首先也是从政治改革开始，或者更晚一些搞经济改革，也许民国时期一些改革开放的做法，更多的有点像休克疗法；最近的30年更多的是渐进式改革。 如果说中国在近代史上已经有三次改革开放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一次非常成功？尽管人们今天说到中国的时候，都强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的人口很多，第二个劳动力很便宜，中国人同时又非常勤劳，非常聪明，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话，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今天要高多了，当时大概介于1/3到1/4的人口之间，而今天的中国人口才占世界1/5左右，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比今天同样的比较优势还要高出很多。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1982年的时候在美国里根做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正好是撒切尔夫人任首相。不约而同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英国、美国都是大规模地私有化，更不用说后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右，东欧、西欧、拉美国家全部都是大规模做市场化。 后来我就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地改革开放，全球范围之内改革开放背后，让大家几乎同时都在采取这样的行为。在中国过去200年左右发生的这些事，跟世界同期那么多国家发生的几乎是一样的，比如说工业化革命、搞股票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希望过得更幸福，最后发现，就是激励机制的这个问题，是人的非常共同的地方。 樊纲：改革因素刺激中国经济增长 樊纲和他的同事们最近的一研究成果，是用2005年的数据对中国过去的50年，主要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进行了一个标准的计量分析，试图从中找出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增长，改革开放发展这些因素都在哪些方面如何起作用？ 从模型来看，我们很大一部分生产力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改革基本到头了，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如果经济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的话，是不是改革这个因素以后在经济增长当中就不起作用了，在创造生产力方面就不起作用了？ 我们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今天大家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说明即使在经济体制的领域里面，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去通过制度的改革去创造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来使我们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提高。这里面关于体制的因素，大有文章可做，关于市场化，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市场体系的进一步改革，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们还有多少价格是扭曲的？多少领域政府还在那里管制着？从政府改革来讲，我想现在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研究怎么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从分析来看，这些年都是负的，如果可以转成正的，我们可以释放出多少生产力？腐败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张维迎：关于市场化改革的5大误解 本次论坛的东道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最后一个发言，他讲了普通人极易产生的对“市场化改革”的5大误解，以及他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后的新结论： 谈中国改革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呢？我个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坚持？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点，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大大地提高了。过去若干年的比较显示，中国人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都高，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大提高了。 在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组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个困惑，是不是收入差距就是为了实现GDP的速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平均而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收入增长比较低的地区，恰恰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 第二个困惑，由于国有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应该比较小，而私有企业按照私产的原则，要素的投入来支付报酬，所以差距应该比较大。但是我们发现，国有部门占比例越高的地区，收入的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 第三困惑，我们总是期望着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减少贫富差距，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按这样的逻辑，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仅劳动有所得，资本有所得，我们就想，如果利润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越高的话，社会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应该更大一点，但是数据也不支持。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小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 第五个困惑，市场化导致我们的收入扩大，贫富差别悬殊。应该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应该越大；政府仍然占主导的这些地方，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要想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减少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或者政府的权力边界推进到像浙江省这样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地减少的我们收入差距。与此相关，我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像大家都讲到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那么做生意也好，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就好预测我干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这时候，那种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只有少数人能赚那个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