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茅于轼 近几年，企业的盈利猛增，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 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其各自背景，但又都与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引起经济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上政策方面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资金分配不合理就业遭轻视我国的银行利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率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率并没有被广大企业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力很少，对就业帮助不大。 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1000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100万元。高速铁路、核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 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从2000年到2006年的六年中，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年的平均GDP年增长率等于就业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就业年增长率仅为1%。应该说，就业在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只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问题不只是利率低所导致，还有官员们的政绩观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财富分配不合理政府与民争利真实利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20世纪90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选择银行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十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存款的增量超过当年GDP的增量，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关注，它可能蕴涵着风险。过低的利率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降低到GDP的41%，在中、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韩等11个国家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而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似乎没有加倍，钱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费上，政府开支更多地侵占了居民消费。 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减缓的样子。政府税收无节制地增加，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近几年，企业的盈利也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进一步扭曲。股民赚取属于全国人民的垄断利润，这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分配吗？如果取消垄断，利润立刻下降，那时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税收增加与国企利润的滞留，都是政府权力缺乏节制的表现，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府错过了最佳时机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汇率定得过低，这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 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达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勉强维持人民币汇率，央行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埋下今天通货膨胀的根子。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现在我们的汇率就是损人利己的。政府没有果断调整，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经济冲击(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到来)，却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犹豫不决会使形势失控。汇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举棋不定，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的决策机制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到最高层去批准。而最高层又不是经济专家，从何判断是非？于是只好让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变权力与知识脱离所造成的决策迟缓，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价格不动，资源配置也不会动。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确才好。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故意压低价格反而对国家、百姓都不利。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