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湘源 近日A股和港股的暴跌，不能说同美国花旗银行巨亏所引起的全球股市暴跌没有一点关系。但A股同港股的因果关系各不相同。港股主要是受港元同美元联系汇率制的影响，同时，港股也是一个国际资本充分参与的市场，不能不跟国际市场随波逐流。而国际市场对A股的影响，至少在目前，还是心理层面居多。
挥之不去的恐慌乃是人们心头难以化解的一个块“垒”，同时也常常是导致牛市行情出现反复的一大变数。而此次引发恐慌的，除了次贷危机的二次冲击波之外，对政策面矫枉过正的忧虑不能不说是更重要的因素。 今年的第一次提高准备金率，就其力度来说，只有去年年底那一次提高准备金率的一半，所收回的流动性也许还抵不上央行到期票据所释放的流动性。这对于股市的影响显然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在通胀指数并未出现加速增长反而有所下降，特别是外汇占款数据也出现较大幅度负增长的情况下，央行不仅再次加息，而且还在加倍提高准备金率的基础上再次提高准备金率，反映的是一种矫枉务求过正的倾向。格林斯潘在还没有看见通货膨胀的影子的时候就提前加息，然后加多少次息又减回多少次息，前者无可挽回地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滞长，后者则引发了次贷危机。如法炮制格林斯潘的绝招也许不失为货币政策单边调控的灵丹妙药，但决不等于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科学和谐的“三度统一”。中国经济需要的是改变增长方式，而不仅仅是泼冷水。过冷对于经济发展的伤害，有时候比过热还多。一向不怕加息的股市，近来对于频频出台的调整和调控格外敏感起来，应该说也是事出有因。 其实，此次股市的急剧调整，本身也是不无先兆的。沪深两市各自原定的年报第一家，突然不约而同地来了个“跳票”，虽然各有各的似乎还说得过去的原因，但也有其遮掩不掉的尾巴。这个尾巴就是，这两家恰巧都是ST。也不知道当初选定他们为“第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现在恰好正当“二八”翻“八二”且ST格外火爆的时候，如果让这两家ST首当其冲地成其为年报第一家，岂不恰好有为“八二”行情尤其是ST炒作推波助澜之嫌？诚然，“八二”行情由于个股普涨特别是热点题材过快过急的拉升本身也不无调整的需要，不过，监管眼睛的只盯“八二”而不盯“二八”，则不免有失偏颇。无论是“涨停板敢死队”的周建明，还是“会飞的鸭子”全聚德，他们所炒的虽然都是“八”而不是“二”，但是，就其对于股市的整体负面影响来说，十个周建明和十个全聚德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高开低走的中石油，更何况作为老运动员的ST？对于方兴未艾的股市来说，急于用行政调控的手段挤泡沫，也是一种并不那么适当的矫枉过正，非但达不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的目的，反而有伤及市场根本之虞。 监管冷风的紧吹，不但引起了人们对“5·30”卷土重来的普遍担忧，挥之不去的政策市阴影更是由此而成了机构借题发挥的赶羊鞭。在这方面，去年发生的“2·27”、“6·4”、“9·11”、“10·25”“11·08”以及今年的“1·16”等规模较大的调整，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些大大超过了“5·30”的暴跌，其实大多不过是一种并没有多少实质性调整内容的“恐调”，有的甚至根本就是虚假信息所操控的“空调”。由于大多数散户的持股成本一般比机构总要高一些，有的甚至还高出了许多，过早地被迫出局对于散户来说除了损失并无利益可言，而机构却获得了洗筹调仓的难得机会。在这种莫名的恐调和空调之中，受益的总是机构，受伤的总是散户。这也就使我们不能不对某些借政策调控的名义制造过早看空言论的行为动机产生怀疑。借外患说事更是如此。 快牛变慢牛并不意味着牛市的终结，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过早看空则一味的制造恐慌。这就是“恐调”或“空调”的实质，也是要害所在。对于当前股市来说，基于对政策矫枉过正的担忧所放大的恐慌症其实是比那些东拉西扯的所谓外患负面影响大得更多的一种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