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站在2008的起跑线上，中国将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局面？今后还会保持怎样的增长态势？本刊记者两次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请他就我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所遇到的问题等发表看法
■本刊特邀记者 杨静
经济发展追平世界纪录 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打开国门，施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到2007年已经是29年了。中国经济从那时候开始，也已经持续增长了29年。刘伟提出：“如果200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低于10%的话，我们这29年的平均增长率就是9.7%以上，因为前28年的平均速度是9.7%。这就追平了一个世界纪录。” 这个纪录是日本连续29年创下的，平均增长率为9%。刘伟介绍说：“二次大战以后，经济高速增长保持最长时间的就是日本，日本9%的增长率保持了29年。从神武景气到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都有一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韩国大概保持了26年，新加坡保持了23年，我国台湾大概保持了20年，香港地区大概保持了18年。我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有一个高速增长，这就追平了日本保持的世界纪录。” 那我们是否就应该为这29年的高速增长欢呼雀跃了呢？或者就可以坐享其成，安享那“可预见的未来”？憧憬像哪怕仅仅是现在的新加坡人和韩国人那样的生活？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再持续增长几十年 人们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少年？ 刘伟接下来说到，没有任何免费的午餐。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付出的的代价和成本将会比相对小的国家要更多。 “追平纪录这个事实引出了一个质疑：别国高速增长，都收获了一个果实，即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了市场化，完成了城市化，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准发达国家。而我国呢？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却突然发现离真正的工业化还有很远的距离。无论从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甚至对经济的实际感受，我国离工业化都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这样一对比，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这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质量比较糟糕？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历史事实证明，大国实现工业化遇到的阻力是小国无法比拟的。”我们国家人口基数世界第一，并且城乡差距大。要让全中国都发展起来，是很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国家，如果仅仅是城里人和城里人比，基尼系数是不大的；仅仅农村人跟农村人比，基尼系数也不大，但是要把城里人跟农村人都放一块儿比，就很严重了，所以中共十七大提出：我们要缩小城乡差距，这些都是很实在的问题。”我们的工业化远还没有结束，路程还很遥远。 刘伟认为：“但不用为工业化的未完成垂头丧气，失去信心，因为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正是由于这二十几年我们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离工业化还有二十几年的距离，所以中国的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二十几年高速的持续增长，这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潜在机会。” 就历史来说，日本在经历了29年的发展之后便遭遇了持续衰退，韩国20几年后也开始持久衰退，中国是否也要走这样的路呢？刘伟认为：“中国不可能走这样的路。因为中国经过这二十几年的发展之后，离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还能享受经济持续增长的优势。” 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对于看上去这么美的未来，当然不能空口无凭，刘伟提出了他对拉动未来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看法。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疲软，到处还需要继续投资。如果到发达国家去看，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没什么变化；但到中国看，不要十年，就是十个月，就有变化。他们的状态较发达，我们就是发展。我们羡慕他们的井然有序，他们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其次，是消费的增多。因为中国人多，消费自然大。人多虽然有它的缺点，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特别是中国的新生儿。现在，每年中国的新生儿有1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我们算过了，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所以，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如果不出意外，4%的增长率属于板上钉钉。”
再次，出口需求。“中国的出口需求增长很快的”。刘伟指出：别的不说，只要这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就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在2030年之前，我们算了一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7%～9%。所以，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几年保持高速增长。” 前有29年的高速增长，后面有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等于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个长达50多年的高速增长！ 保持持续增长的条件 但是，这种可能目前只是在经济上有可能。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共识，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发展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所以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创造很多条件，不仅包括经济条件，更包括社会条件。 刘伟说：“就今天的经济条件来说，关键就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要素数量的扩张，转移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则，经济继续增长的可能性就没有现实的基础。”而效率的提高，最要紧的是要创新。“包括企业创新，也包括创新型国家”。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进步，效率不可能改变，发展方式不可能转变。但是技术创新业与制度的活力又有很大关系，而有竞争力的制度就是市场的制度。改革就是要在新的市场制度下，激发人们的竞争力。 只有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车轮的承载下，我们的增长方式才能转轨，才能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能使我们经济继续增长的可能变为现实。所以实现这个目标最要紧的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 那我们要创造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呢？仅仅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突出社会问题就已经很多了。就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会更多，对此刘伟认为，当代社会发展有三大难题：一个是平等和效率，一个是失业和空位，还有一个就是发展与环境。他们之间相互交织，造成很大的冲突。这三大矛盾，我们不可能完全解除，不可能根本取消，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特别是由于我国是一个注重平等和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处在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再加上解决问题的资源又有限，在这个时候，效率与平等的矛盾更加突出。“你要有效率就要有竞争，有竞争就要承认人们之间的差别，承认了差别，人们之间才会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但是这就牺牲了平等目标。” 所以，我们只能在兼顾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社会问题，国家的未来发展才会有保障。 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政策浮出水面？ 2007年12月8日，央行宣布调整准备金率，从2007年12月25日起，普通存款类金融机构将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率标准，该标准创20余年历史新高。这已经是央行今年第10次调整准备金率。对此，刘伟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确实有一些问题存在，例如国内内需不足，消费品市场不够景气，企业存货严重，资金周转上不是很通畅等等。”同时，特别是在2007年下半年，百姓经历着巨大的通胀预期，8月以来，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房价也是看涨不看落，通胀的压力似乎变得日益严峻了。 为此，国家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通过对第二套房贷款的种种限制等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通过加大供应稳定猪肉价格、通过调整准备金率紧缩财政等等。 在1998年以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紧缩，1998年5月份以后，开始出现相对过剩，政府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扩张性宏观政策。从2003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是“淡化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政策”：地区与地区有区别，产业与产业之间有区别，同一产业内部不同行业有区别，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有区别。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更有针对性。这一政策与前面提到的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相一致，因为有的特点是相互矛盾的。在我国这样的结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的国家，简单地采取总量的扩张或紧缩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强调的是结构调整的政策。也就是说，国家对宏观经济实行扩张还是紧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选择。 刘伟认为，当下的问题是：“淡化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政策的政策是否需要变？中国目前的失衡是不是到了总量需要明确的地步？”2007年年底刚刚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在2008年要控制总量，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已经到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要从“淡化总量、强化结构”到既强化结构也要总量的选择的时候了。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只是说要控制总量，并没有说要在总量的基础上进行紧缩。但是如果总量失衡的方向越来越明确，2008年是可能要做出明确的总量选择，而不仅仅靠结构调控的手段。” 财政政策是否要由扩张向从紧的方向转变？ 2003年以来，我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际上采取的是松紧搭配的原则，也就是货币政策在紧缩银根，而财政政策实际是在扩大需求。这个政策是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复杂性决定的，从而使双松或者是双紧政策很难决策。如果是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很明确了，这个时候采取双松或者双紧的政策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失衡的情况不明确，采取双松或双紧的政策会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带来巨大的震荡和破坏。所以我国过去一段时间采取了松紧搭配的政策，应当说是比较稳妥的。 刘伟认为：“以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所以不同步，是因为总量是否失衡还不明确，如果总量明确了，那么货币和财政的方向就应该同步。现在的政策是‘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否要从扩张性朝着从紧的方向转变，目前还不敢说，但是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是否将有所控制，这是值得关注的，不过，这还是要根据2008年经济的变化来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