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何止兵临城下，货币战争都已经打到中国肚子里来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危机感与众不同。 2007年12月12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人民币在“保尔森效应”带动下，连破三大关口,12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达到7.3797高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06年9月。每一次对话，人民币汇率都成为牵动整个对话的核心。 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便顶住了货币贬值压力，成功狙击国际投机资本淘空中国的图谋。危机结束后，东南亚国家迅速陷入萧条，马来西亚甚至对危机始作俑者——国际资本大鳄索罗斯发出通缉。而中国由于坚持固定汇率制度，成功躲过这场劫难。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发动机，对外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外汇储备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惊呼，全球贸易因中国而失衡，它们表现出对中国汇率制度的强烈“关怀”。 面对跃跃欲试的国际热钱，中国政府始终警惕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前车之鉴。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不高，一旦人民币升值过猛，出口企业无疑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升值可以促进企业升级改造的紧迫感,这对强调了多年的产业结构升级反而有好处。 过程决定一切。中国自身及其国际上的大部分观点也看到了人民币升值趋势，主张人民币升值应该采取渐进策略。 在货币问题上，中国始终顶着压力前行。
本刊记者 冯淑娟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此刻或许正在为一件事窃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已正式宣布，2008年“两会”后将“完全退休”。这样，在中美经济领域的谈判中，他将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或许，对于这位“铁娘子”的隐退，保尔森还心存几分遗憾，他曾在公开场合称赞她是“魅力天成”。但另一方面，保尔森也深深体会到：几年交道打下来，这位铁腕女人给美国带来的麻烦太多，她“铁性”十足的谈判风格让美国人头疼。 他当然希望，中国换上来的下一任谈判对手，是一个性格不那么强硬的人。不过，他也知道这并不是件容易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外交水平的提高，中国的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强势。 连中国自己的媒体新华社，都开始在文章中使用这样的大幅标题：“中国政治家正在世界面前硬起来。”公开在媒体上承认国家领导人强硬，这样的事以前在中国并不多见。 其实不只保尔森有这样的感觉。来自欧盟和日本等国的谈判者们都发现，虽然近期他们连番轰炸似地对中国施加压力，欲强使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升值，并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得到的回答却大多是NO。 西方国家终于意识到，中国确实已今非昔比。国家领导人敢于挺直腰板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国力的日益壮大，经济的日渐强盛。 这就使他们更加惶恐。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跻身世界之林，是列强们最不愿看到的。 被围困的人民币
2007年12月12日，星期三。 距北京不远的河北省香河镇，中信国安“第一城”。 在这个豪华的旅游地，风尘仆仆从美国赶来的保尔森，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对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双方各怀心事，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 据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当天，有两辆极品宝马汽车在“第一城”外的环路上顶头相遇。两车各不相让，整整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前后堵住了数百辆参加相关会议的高档车型。最后还是警察过来解围，才有一方让了步。 中国和美国像极了这两辆“顶牛”的宝马车。双方在经济上的对峙已长达数年，最后终于有一方慢慢退却。而这退让的一方，几乎每次都是中国。 美国一直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升值不够快，并对此耿耿于怀。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美贸易顺差2006年达到1442亿6000万美元，而美方的数据则更是高达2330亿美元。 2007年1-6月，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达到739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1127亿美元的66%；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1175亿美元，占美国同期全部贸易逆差3745亿美元的31%。 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谈，是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两次对话，分别于2006年12月和2007年5月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共同倡导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最高对话。话题涉及中国汇率政策、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等。此次对话，美国政府又增加了一个新要求：希望中国加快开放其严格控制的资本和金融市场。 保尔森敦促中国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严格控制，并希望允许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更多地介入中国资本市场。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在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使中国商品更显便宜，并使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开幕式上，保尔森谈到对中国继续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的希望，认为面临通货膨胀上扬、资产泡沫积聚，以及可能的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对于中国的现在尤为重要”。耐人寻味的是，此言一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单日升值幅度达到150个基点。 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吴仪在开幕式致辞中的讲话颇具强硬色彩。“对话胜于对抗，协商胜于指责和施压”、“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将两败俱伤”等硬朗的词句，表达了中方在处理中美贸易分歧中的原则立场。 而且，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对人民币的施压，中国代表首次进行“回击”，在对话中表明了对美元贬值的担忧。 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威胁到中美欣欣向荣的双边经贸关系，对这一点，吴仪和保尔森没有分歧。但双方的不同观点在于：都认为对方应为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上涨负更大责任。中美对话之前，中国刚刚拒绝了欧盟加速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表示将在加强汇率弹性政策方面，继续采取渐进的政策。 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后，欧盟指责中国人为操纵汇率，压低人民币对外比值，达到稳定出口增长的目的，由此造成中欧贸易不平衡。据统计，中国对欧洲贸易顺差2007年预计增长30%，达到1700亿欧元。 继欧盟与美国发出通牒后，日本财长大田泓子也督促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 中国领导人则表示，中国希望国际贸易更趋平衡，但不会在货币问题上采取过激行动。被猜测即将升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称，商务部从来、现在和将来都不反对人民币升值，但是反对过快升值。 “所谓过快升值，就是不符合国情和承受能力的升值，人民币今年以来升值达到6%，已经够快了。”陈德铭指出，要求人民币升值越快越好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把减少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寄托在人民币升值上，在经济学原理上也是不科学的。 “人民币过快升值会造成中国经济波动，对全球经济并不是利好消息。”他说。并表示对美元贬值担心。自2001年开始，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不断贬值，到现在已贬值40％。 据悉，美元持续贬值，会造成石油、黄金等世界战略物资的价格上涨，对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企业意味着财富的减少。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今年预计突破1.5万亿美元。 贸易分析专家认为，中国目前正遭受国际上的广泛谴责，人民币升值问题是招致指责的主要原因。 通胀下的战争鼓点 近一段时期，有一本金融方面的书在中国被炒得沸沸扬扬，书的名字叫《货币战争》。在众多经济学家眼里，这本书只是把一些历史性事件，用讲故事的手法串在了一起，内容有些牵强附会。不过，大家公认的是，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激起了国人对金融领域和世界经济的关注。 “中国真正了解金融的人不多。即便是中央领导层，大部分人的金融知识也少得可怜。”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向松祚对《财经文摘》直言。 那么，中国有没有进入“货币大战”？人民币真的被围剿了吗？对此，经济学家们各执一词。有的说对手早已钻到中国肚子里来了，后果相当可怕；有的则抨击说，所谓的“战争论”和“阴谋论”，纯粹是子虚乌有。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引起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关注。而且，在重重压力下，人民币随时面临着升值的可能。 对于“人民币升值”这样的字眼，大多数中国百姓并不理解其真正的内在含义。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能感受到的，是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腰包也比以前鼓。当然，周围有钱的富人也越来越多了。 一些人很快发现了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就是去国外买东西比以前更便宜。比如在香港商店购买首饰或者化妆品时，店员一般都主动提醒大陆去的游客使用银联卡，“这比花港币要便宜许多。”由于港元是实行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汇制，美元贬值，港元也只能委屈地跟着受拖累。这使两年下来已升值10%的人民币，相比之下占了上风。 可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国内的物价也涨得很快。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速度，已达到十多年来的高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如猪肉、禽、蛋的价格骤升，让一些人紧张和警惕起来，尤其是那些城市贫民和广大的农民。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关注起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这个专业性金融词汇——CPI。2007年下半年，中央政府不断公布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一直在6%以上高位徘徊，让经济学家们十分担心。 CPI是衡量通货膨胀高低的主要经济指标。在中国历经数年的通货紧缩后，这个指标居然亮起了红灯，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震惊。这也使得一介大国的总理亲自过问起猪肉的价格来，普通百姓更是个个绷起了神经，紧盯着物价指数变化。 欧盟官员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已居于历史最高水平。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中国通胀的压力，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顺差。 而同时，有些城市居民还开始感觉到另一方面的变化。 “我2003年在银行里存了1万美元，可现在美元越来越不值钱了。当时是1比8.4换来的，现在比率只有7.3，不知道以后还会下跌多少。”来自北京的董先生叹口气，对《财经文摘》记者说。 从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汇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10%以上。虽然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改变外汇政策并非中国的首选，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直没有消退。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还在不断进行施压，敦促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 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快速升值，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一。 乐观者认为，人民币不怕升值。理由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通道中，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连续几年上涨，通胀的压力很大，而升值能够缓解通胀压力，有助于更廉价地利用国际资源。 反对者则认为，升值将为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理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升值人民币必然对经济和社会带来强烈冲击，甚至会使不断被国际势力抵制的中国出口雪上加霜。 说货币大战已经降临或许为时尚早，但宣示战争的鼓声正日渐逼近。 热钱背后的泡沫 中国对外开放较晚，但打开大门不久，很快就目睹了邻居们相继遭遇的经济危机：先是日本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了美国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催化了严重的经济泡沫；然后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有的受牵连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日本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外交和国际战略很大程度上依附美国。所以，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受到美国影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有其深刻的内外因。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一夜之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 据说，这一场危机，导致东南亚各国叫苦不迭，一些国家经济倒退20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却从中净赚20亿美元。 外资热钱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危害，令人不寒而栗。热钱涌入时，可导致经济泡沫出现；一旦热钱撤出，国家的血液便将被抽空。这就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只能任由他随意折腾。 经济观察人士估计，这些所谓的国际热钱，现在正潜伏在人民币周围，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一旦有机会，大量外资便兑换成人民币进入，炒高楼市和股市，压迫人民币升值，然后再抽身脱逃，迫使人民币贬值。 年底前的股市低迷，便被部分人士看作是一部分热钱出逃所致。中国海关、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增长的外汇储备中，有1209亿美元无法准确地判断其来路。 某证券业人士认为，海外热钱正发力狂炒中国的金融和地产。“当人民币升值到他们的预期之后，海外热钱就会携卷巨额利润逃离中国，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的巨幅振荡。” 目前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华盛顿政府对市场投机资金是全力进行默契配合。据分析，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投机资金，恰如神话中的哼哈二将，一个在市场上炒作，一个从政治上施压，最终目标是获取中国的巨额财富。 虽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目前进入中国的游资还不足惧，然而，几百亿美元的短期资本如同一群饥饿的蝗虫，为了寻求高额利润而在市场上四处流窜。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和安全，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 对尚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热钱所带来的问题更具危险性。因为这些短期资本瞄准的，都是所谓的虚拟经济——房地产、股市、汇市，而非实体经济，比如制造业。 中国已经开始放开国内的股票市场，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行数额有限的投资，现已将投资额度提高了两倍，至300亿美元。政府还承诺重新开始批准证券行业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的申请。 但是，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被逼迈出的。 这对一个“未设防”的国家金融体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官员最近似有懊悔之意，已经在公开场合表示为金融改革步伐太快感到担忧。美国刚刚发生的次级债风暴，更加重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顾虑。 财政部一位官员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其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工作。有人分析说，中国害怕重蹈日本《广场协议》的覆辙，这个协议正是上世纪引起日本经济一度崩溃的导火索。 外界担心，中国可能不会履行有关批准更多证券合资企业的承诺。而保尔森却把握十足地肯定，中国不会放弃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改革，而且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兑现所有承诺。 据预测，金融领域改革步伐的加快，有可能使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冲动”升温，从而加剧中国的流动性泛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西方国家惯于将内部经济压力转嫁到外部。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S.Roach)在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在贸易政策上，美国的政客们总是习惯于找替罪羊。典型的“华盛顿方式”是：把对方打下去，都是别人的错。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花旗银行副董事长费希尔的看法是，金融系统恰恰是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 为此，有经济学家提醒说，在金融管理方面，中国还是应以风险控制为主。现在世界经济周期正走入尾期，千万不要冒太大的风险。 借钱花钱的陷阱 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实力全球第一。美元响当当的强势地位，使其成为几乎等同于黄金的硬通货。 所以，当有人说，美国其实都是在借钱花钱的时候，恐怕谁都难以相信。然而，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想透露给人们的事实。 根据这个说法，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有一部分因素来自于美国的借钱花钱。去年，美国外贸逆差达到8600亿美元，这些钱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资金。它们流入发展中国家，引起这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利息下降。 但是，资金的流动就像河一样，是不可能停止的。这个巨大的资金流最后又流回到美国，换成了美国的国债。 因为涉嫌批评印尼而被摩根士丹利炒鱿鱼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其主要观点就是：“万亿外汇储备不是中国的钱。”他认为，这些钱都是国外流入的投机资本，对中国经济存在极大的威胁。 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是13亿中国人，在支撑着美国3亿人的生活；反过来，美国购买中国商品，又将债券卖给中国人，也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按照这种说法，一旦哪天美国停止借钱花钱了，整个资金链条就断裂了，中国经济也就被带入黑暗中。 如果真是这样，两家应该是鱼和水的关系，因为双方都维系在这条资金链上。而事实却是，美国政府一直在强势压制中国，并不断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相要挟。2007年9月下旬，美国160家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甚至写联名信，要求美国国会对华贸易制裁。 身处广东省东莞市的张女士，十分担心中美贸易关系恶化。她是一家服装厂的高管，工厂生产的成衣全部出口美国。当得知中美已展开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后，她十分不解地问：“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为什么还老找中国的麻烦？美国人想让人民币升值，不理他们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谈？” 张女士不知道，她所困惑的，恰恰也是中国政府最感头疼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逐步放开，中国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麻烦：外资对中国企业的恶意并购事件日渐增多。 并购本是企业发展的正常扩张途径之一，然而，在中国低汇率的背景下，外资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并购却是十分不对等的。“中国企业的资产被严重低估了。”不只一位经济学家发出这样的警告，有人将此形象地比喻为“贱卖国有资产”。 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的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已达到其GDP的137%，英国为140%，日本为105%，加拿大为133%。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109%，而非经合组织的高收入国家则平均达到193%。 “金砖5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剔除中国，剩余4国的这一比率也达到83%。相比之下，中国35%的比率，恰恰显示了企业资产被严重低估的状况。 “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过几年再看看，企业都被国外资本并走，我们的经济命脉甚至政治命脉都已经控制在人家手里了。”一位投资业人士遗憾地对本刊表示。 比较典型的是2006年的凯雷并购徐工案。这一具有标杆意义的并购案，引起各方面的争议，以至于惊动了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除了因为其是典型的“斩头”并购外，资产被严重低估也是重要原因。 “政府不应该把精力放到所谓的反围剿上，而应该去帮助企业升级换代。劳动力价值太低的企业，不可能有动力去升级换代。这将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博士告诉《财经文摘》。 不能升级换代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产品只能打“低价”牌，出口的都是低附加值、低成本产品，同时在高科技领域缺少竞争力，只能受制于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有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增强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才能强大。必须给企业留五到七年的时间，让企业在升值压力下改变战略，提高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