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林文而 我们一贯坚持、捍卫的看法往往为后人所嘲笑。同时，即使身在一个“不变即变化”的喧嚣年代，高擎创新的猎猎大旗，最终发现仍须对某些事物或者观念保持足够的敬畏和尊重。比如，“除了老婆和孩子不变，其余的都可变化。”庆幸的是，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个困境。一方面，我们可以像后人嘲笑我们一样嘲笑前贤—这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厚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做点什么事情，让后人来嘲笑。因为破立并生，所以宿命如斯。 尼采说：“我要用小刀解剖社会的胸膛。”请允许我暂时借用这把小刀，因为我们不会刀指复杂社会的复杂胸膛。“企业家精神”已经堕落为企业管理研究中最没有新意的词汇，可是这丝毫不妨碍大量存在的一知半解、甚至张冠李戴。经验显示和证实，我们越是熟悉的东西，可能越是难知其所云。 乌托邦 对于“人人都是企业家”存在着极其一边倒的“悲观”。 “一般来说，基于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生物体的假设，不可能人人都可成为企业家的，也如海尔说的海尔赛马不相马。当然，前提是相不了马的时候，相得了时还是相合适的马更好。”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项保华教授向《管理学家》表示。 不过，我们的重点在强调，人人都具备企业家思维—即所有的员工或者组织成员都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尽管他们能得到的信息与企业家、商业领袖和高级管理人员是绝对不对称的（asymmetry）。 这种愿望遭到了嘲笑和质疑，因为事实上很多位企业家都是这么做的。在管理研究者和商业观察家那里，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洗脑”。在现实社会中，“你们要像我一样思考企业的困难，体谅我的难处，”这样的话背后往往是落后的薪酬体系和无耻的欺骗。该种现象在某些破产的国有企业表现得非常明显：在MBO（ManagementBuy-out，管理层收购）之前，工资都发不出；一旦MBO，厂长或者经理就能挥金如土。 北京大学的马浩教授对记者表示：“当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因为他们的出色表现或者其他特质和属性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和崇拜的时候，他们自身就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了。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政客或者政治家，诉诸价值观驱动和意识形态的主张—这些是无法通过科学方法和其他的常识证实的。研究如此火爆和繁芜的话题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我们对这种悲观情绪表示不满，那么惟一有效而且狡猾兼具智慧的方法是反思人们对企业家本身的定义。比如，要是对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悲观也许过于局限于某种范式了，因为“创造性破坏”是一个如此普适性的词汇。一个学者破坏了旧的范式、建立了新的范式，是否也具备企业家精神？但是我们往往不以为是。我们几乎不会称伟大的学者—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企业家。但是事实上，很难下结论说，弗里德曼和亨利·福特在创造性破坏上毫无共同点。 因此，如果你鄙夷“人人都是企业家”为乌托邦的话，一方面是强调了这种情形实现的条件的苛刻，另一方面，存在自我反思的必要性：自己是否被某种观念束缚了？在领导理论中，伟人理论擅长把领导者的个人特征（trait），比如智慧，自信，甚至外表（这有点像中国的相术方士们干的事情了），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但是这种理论的最大问题与许多理论一样，无法评价、预测何许人会成为企业家，而另外的人不会。换句话说，它们是向后看的，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我们深处的时代早就是一个经验越发不重要甚至起副作用的场面了。 言必称熊彼特
“企业家”这个词汇，最初来自法语词entrepreneur(Apersonwhoorganizes,operates,andassumestheriskforabusinessventure，企业家是组织、管理企业并承担商业风险的人)。不过，把企业家和伟人抑或能人联系起来的人，功劳最大的也许是熊彼特。事实上，国内在谈及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也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个词—“创造性破坏”。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言必称熊彼特”的尴尬境地。“创造性破坏”仅仅是企业家（更准确地说，是企业主）的职能吗？创造性破坏真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吗？充分吗？必要吗？ 显而易见，作为精英阶层的一员，企业家和出色的政治家、学者有着相同之处。那么，企业家区别于其他精英的本质特征又何在呢？是识人、用人上的游刃有余，概念制造上的不动声色？独裁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区别？是正人君子还是虚伪小人？拥有喷发的上进心还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不知疲惫地追求自我超越还是凶狠地唯我独尊？是通才还是怪才？是演讲场的手舞足蹈者还是坐在角落里韬略天下的羞涩文人？是花花公子还是忠诚的新好男人？是目光炯炯的未来洞察者还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说，我们希望的、想象中的企业家可能是各种特征的“来者不拒”者，尽管他们也许仅仅在某些方面擅长。 另外，在中国经营企业的加拿大籍人宗庆后是企业家，还是阴谋家？法国人的答案，中国人的答案，美国人的答案，加拿大人的答案是否会五彩纷呈？他具备了自信、智慧等诸多特征，但也许更多的人会认为他是个阴谋家而不是企业家—事实上，在一个转型社会中，能够把一个校办企业做到今日之规模，没有创造性破坏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牛根生不可复制的成功可能与企业家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事实上是分裂了一个企业从而建立了一个新企业。也许，牛根生更像一个遭流放的贵族，而非企业家。因为，无论如何，他与创造性破坏的关系实在是微乎其微。然而，在国内企业界，谁会说牛根生不是企业家呢？ 除此之外，我们很容易“堕落”为人类优点的集成器。比如，知名学者汪丁丁就曾表示，“熊彼特的创新精神；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诺斯提出来的合作精神，三者构成了企业家精神。”或者是一种以高深的、莫可名状的狡猾出现，如德鲁克的看法：“企业家精神既不是一门科学也非一门艺术，它是一种实践。”当然，德鲁克还是英明地批判了那些意淫者：因为想象中的创造性破坏或者创新是不能被归类为企业家的。不过，这种看法似乎不言自明，因为企业家俱乐部的门票是不会售卖给纯粹的想象者的。把企业家精神神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另一种妖魔化）大有人在。比如，“企业家精神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像爱情一样，永远说不清楚，但还是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信息时代须重释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里的理性精神越来越重，尽管赌徒心态仍然在企业家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拥有一席之地。从表面上看起来，企业家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最能表现其与众不同之处。但是，赌徒心态以理性的成本收益算计为基础。赌徒有赌徒的算计，赌博个中自有风云。那些决策背后除了某种信念和光鲜的魅力的支撑，事实上还有相比一般人强烈得多的信息支持。 “企业家最早来源于‘业主’概念，是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前，集老板和管理者于一体的那个人。我们从中抽象出企业家精神，就是敢承担风险、对市场有判断、有决策能力，这种精神必须和现代企业、现代制度融合起来，而且成为一种文化，你本身必须受到约束，任何一个大公司，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把企业家精神里含而外漏的草莽情怀和鲁莽进行了不露声色的嘲弄。零点调查董事长袁岳博士对商业领袖的看法颇有见地： ◎能登高望远、预见趋势，在人皆不知的时候知之识之，使其他随从时风的人错愕而反思，例如比尔·盖茨。 ◎超越自身之限，于企业内非事必躬亲，信托专才，驾驭方向，把握关键；于企业外能超越自己企业而有行业目光与宏观利益格局意识，例如柳传志。 ◎举有限资源而担当重责大任，或因勇尝商机之先，或因冒无人去冒之险，从而使较少的投入谱写出规模商业传奇，令创业活动凸现魅力，例如李嘉诚。 ◎反思自己与其他人经营管理成败精要，不吝传播，令后人与他人规避险路，攀越前峰，例如杰克·韦尔奇。 ◎虽居其富而不以富胜人，重视说服力，建构为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而使人心悦诚服于其道义影响力，例如沃伦·巴菲特。 商业领袖是企业家阶层中的翘楚。概括起来，其特质就是：看得远；有自知之明；以小博大；分享经验；为富者仁。我们要概括企业家的共同特质，纵观上述条理，也许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对企业家来说，“人人都是企业家”是要教育和培训或者以机制来促使员工看得远一些，知己之所长与短并与人合作，尽可能地最大化剩余以面对和承担风险，有钱别瞧不起人。 人们愿意把企业家归结为一种不一般的人，尤其是在那个运输能力低下、信息流通缓慢和计算能力差得足够今人笑得前仰后翻的年代。比如，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一般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买卖双方都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供求情况，因而造成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而企业家则是消除这种不均衡性的特殊力量，他们能够透过迷雾解决这种种难题。因此，企业家成为企业“车轮”的轴心，担负着特殊的使命。 现在是个信息时代。我们是“世界是平的”的拥趸。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仍然在以小博大，而且频率在加剧。但是，以小博大的水平也在增强。预测未来仍然困难，但是并非毫无方法可循。我们对自上而下的威权难以保持足够的敬重，除非认为它是合适的。任何领导者在分解目标的时候想当然地抬高自身的资源的丰裕程度的做法是完全不可行的，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员工在接受任务时是会充分考虑实现这个目标的收益与成本的。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不承认，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践更多地面对未来而不是当下，渴望以小博大并探索其路径，承认自身的短处并与人合作，与人分享收益，分摊风险。那种强调领导者和所谓的企业家优越于一般人的做法无疑是对当世权贵的一种溜须拍马。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刻意地掩饰了自己许多看起来像普通人的因素。 显而易见，一个人是否会成为企业家与他所成长和生活的环境有比较重大的关系。任正非和柳传志都是在不惑年代才开始自己的企业家之旅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理性地思维、积极进取。任正非所发表的“各种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恰当地说明了它。 我们把那些足够上财经杂志或者人物杂志封面的企业运营者才视为企业家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