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肖知兴 对商学院存在的目的与使命的讨论，在21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先是著名的组织学者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学生2002年发表《商学院的末日：看得见的成功不多》（TheEndof Business Schools? Less Success ThanMeetsthe Eye），然后是传统美式管理教育模式的长期批评者，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2004年出版专著《管理者而非MBA》（ManagersNot MBAs），接着是2005年著名的战略学者苏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的遗著《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好的管理》（BadManagementTheoriesAreDestroyingGood Management）推出，最后是领导力专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同事合作撰写了《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HowBusinessSchoolsLostTheir Way）。这些作者在圈内无不享有很高的地位，文章的标题个个直指MBA教育，文章的内容，更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有意思的是，批评者们把该说的狠话都说完了之后，商学院们却摆出一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架势，原来怎么做，现在照样怎么做。 圈内人一般把商学院分为研究型、教学型、研究与教学并重型几个大的类别。研究型学校一般根据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来评价教授的水平，从沃顿商学院到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从斯坦福商学院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都是这样，这类学校构成了美国商学院的主流。教学型的学校在美国和欧洲都有。比如，美国州立大学中的一些中小型学院就属于此种类型，它们在业界的地位一般都不太高。在欧洲，则有以瑞士IMD为首的强调实务、强调为工商界服务的学校，它们有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传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02年由德国25家领先的公司和协会成立的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European Schoolof Managementan Technology，ESMT），在很大程度上也采取了IMD的运作模式。而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学校模式，则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努力往这个方向靠拢的有法国的INSEAD、弗吉尼亚大学的达顿商学院、西安大略大学的毅伟商学院等。不难看出，这些评文章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商学院中的研究型学校。 研究型学校为什么不能与实践联系得更密切一些，做到研究与教学并重呢？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INSEAD最初是教学型学校，自1989年设立博士项目以来，逐渐重视研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了该校评价教授最重要的标准。结果是教授队伍里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和以教学为核心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针锋相对，冲突之剧烈，有时候甚至到了外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教学型教授嘲笑研究型教授的研究项目琐碎、无聊，纯属浪费生命，“大多数论文印出来根本没人看，其价值甚至不能抵消纸张和印刷成本；99%的论文如果没有发表，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不会有任何不同”。研究型教授则嘲笑教授型教授不懂文献，不讲逻辑，张口即错，完全是误人子弟。 我就曾亲身经历过一次冲突。一位教书很好的年轻教授以《不受欢迎的文化》做一个午间讲座，题目刚写下，就遭到学校著名学术权威的质疑：文化的定义就决定了文化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预设，什么叫“不受欢迎的文化”？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光为题目就辩论了三四十分钟。 研究和教学都擅长的教授自然也有，但是绝对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情况。普遍的共识是，教学与研究几乎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同时做好这两种工作，要求教授具有一种几乎类似双重人格一样的多维度能力，确实不易。 从学科的角度看，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发出批评声音的、批评声音最强烈的，都是一般管理、战略、领导力等软件学科的学者。而在商学院的“研究化”潮流中，最受影响的也是这些软性专业的学者。首先，软性专业的学术研究因为理论的多元性、数据收集的难度、评价标准的模糊性等原因，一般来讲周期都较长，发表难度较大，在“数字游戏”（发表论文的数量）中，很容易处于其他专业的下风。其次，软性专业学者如果太重学术研究，与实践渐行渐远，很难在教学中达到良好的效果，不像运营、会计、财务等较硬的学科，因为学校内容的结构化，很容易产生一种“逼人的科学尊严”，让学生自己觉得学到了一些东西。再次，软性专业学者，如领导力、战略、创业等专业的学者，如果有一些才华，注重与实践的结合，很容易在工商界产生较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埋头做学术研究对于他们的机会成本会更大一些。最后，与上述这些原因相关，商学院里软性学科的学者之间极容易发生两极分化，产生各种激烈的内部矛盾，给其他学科的学者留下更多的机会，让在研究型氛围中本就处于弱势的软性专业学者更显弱势。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各大商学院院长的学术背景，他们鲜有一般管理背景出身的，这一现状是与上述原因分不开的。 从学生的角度看，大家进商学院，名正言顺的目的是学东西，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目的还有两个：扩大朋友圈子、提升社会地位。商学院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从毕业生的两大去向——投资银行与咨询公司——上得到了最好的反映。得益于行业的特点，加入这些行业的年轻人往往拥有很多与工商界高层打交道的机会。这种机会自然会为这些年轻人的职业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优势：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往往能够更快、更早地挤入工商界的核心圈。郭士纳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从麦肯锡到美国运通，再到纳贝斯克，然后到IBM，画出了一条陡峭的职业发展曲线。一两看时间、几万美元的学费，换来这种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实现蛙跳的机会，自然非常值得。 如果商学院的背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蛙跳，他们在商学院学了什么知识、培养了什么能力、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倒成了第二位的问题了。所以，对于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商学院的地位及其营造的精英氛围，而不是学习的内容。商学院的地位，又来源于商学院之间的竞争。商学院靠什么竞争？自然离不开教学与科研。而与科研相比，教学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流通性又较差，出头彩的难度要大一些。这个出人头地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要靠科研来担任了。所以，不管大师们怎么批评，如果商学院的毕业生主要流向投资银行界和咨询界，而不是工业界，我估计，研究型商学院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状况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根本的变化。 战略、领导力和一般管理等专业怎么办？长远而言，一方面，营利性公司在这块市场的份额可能会逐渐加大。典型的例子是创造性领导力研究中心（Center forCreative Leadership,CCL），该中心已经连续几年在美国的领导力课程方面名列前茅。杜克大学把高管培训项目独立出来成立公司后，该公司也迅速成长为全球高管培训业的巨擘。另外一方面，现在意义上的商学院也可能逐渐分化成偏硬和偏软两种类型，大致可称为“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偏硬的“商学院”通过学术竞争，争取更高的地位，主战场是MBA市场，主要资金来源于校友捐赠。偏软的“管理学院”通过教学、咨询、案例研究、出版商业书籍等方式直接满足工商界的需求，主战场是高层培训市场，主要资金来源于培训收入。另外，“商学院”与“管理学院”的专业重心也会有所不同。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学校可能会坚持软硬两手抓的方针，继续两面作战，但这样做的难度肯定是越来越大了。 （作者简介：肖知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自《商业评论》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