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朱文轶 马芳 胡润和他的竞争对手《福布斯》无一例外把今年的首富给了杨惠妍。这位26岁的年轻女首富几年前刚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完市场营销和物流专业学士，对这个家族所从事的房地产生意还一无所知，但她拥有59.5%碧桂园股份，使她登顶首富至少在数字上毫无悬念。 与上一代中国富人充满争议的崛起相比，财富的继承显得无可非议，它在中国暂时还不会遇到遗产税的挑战。“新富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民间财富的历史舞台，但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有效角度之一，在一些观察者眼中，财富的社会性尺度似乎在淡化。发现中国财富真相的不同侧面，是胡润和《福布斯》两份榜单努力追求的商业竞争力所在，现在他们显然遭遇了困境——他们似乎只能捕捉到越来越多雷同的“事实”。 两张不同的财富榜对财富的计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相似，两张榜单前10名富人的重合率高达80%，前20名的重合率也达到了70%。尽管胡润对此对本刊记者有些抱怨，“如果距离创业太远，那榜单的意义就没有了”，但上市公司的报表的确正使得家族企业看上去千篇一律，那些过去极力隐藏在财富之后的富人们现在更乐于将子女推向前台。根据胡润的统计，2007年，年龄小于40岁的富豪有67位，杨惠妍之外，32岁的彭小峰、26岁的钢铁业富豪李兆会、27岁的房地产富豪曾胜和电解铝行业的史跃武都名列前席。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年轻之外，还拥有共同的财富背景:一清二白，无可挑剔。 胡润说编榜9年，第一次使用“转折”这个词，他认为，2007年无疑是中国民间财富的转折之年。“第一个时间点是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广东珠海这些房地产企业兴起，这是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初期。1993年是企业家的小学，因为邓小平南巡后很多企业家开始创业。2007年初，这些民企大都进军资本市场。”“资本化”是民营企业家运用金融工具估值财富和表现财富的开始，也是寻找富人的胡润们按图索骥得出相同答案的原因。
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定型是民间财富资本化更深入的结果之一。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既是富一代和二代之间关于财富继承的转折，也构成了中国新一轮财富分配的一部分，“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社会学家孙立平对本刊记者说。“富二代”成为这轮财富分配最直接的受益者。 “创业和继承财产在新的富裕人群里正成为比重最大的两块。”万事达国际组织今年8月发布了中国富裕阶层报告，这次调查的领导者万事达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内地富裕阶层中31到46岁这个年龄段占到64%，“内地富裕阶层的年轻化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趋势”。 这个影响未来中国民间财富版图的代际转移在江浙、广东、福建这些民间资本富足天下的地方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曾经在浙江8个县市做过一个企业调研，他发现，312家企业中，2/3以上都是家族企业，“温州银监分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光温州一地的民间资本约为1500亿元人民币，这‘1000多亿元的民间社会资本、100亿元左右的银行间歇资金和14.4亿美元的个人外币储蓄’将要在代际间进行的转移是前所未有的”。“在未来10到15年之内，要交班的家族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财富继承和转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胡润的依据更直接，“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的年龄，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富二代”的诞生显然比观察者们预计得更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的副院长徐萍平是一项创业培训项目的带头人，她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女企业家研究会，讨论的主题落在了家族继承问题上。“我发现大家对这种讨论最感兴趣了。”她对本刊记者说，“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财产转移税负环境显然还并非中国富人们需要面对的压力，而让他们提前做出财富转移安排更深刻的动力可能还是出于长期以来伴随财富的不安全感。徐萍平回忆:“有个女企业家孩子只有10多岁，人家说她操心太早，她说，‘王均瑶的孩子小不小？所以还得早做打算’。讨论时很多人都说，子女能干，让他做老总；次一点，做董事；实在不行，就做股东。但话说回来，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力够，哪个家长愿意请外人打理企业呢？” 尽管“富二代”提前亮相仍是第一代富人主动安排下的产物，毕竟巨额财富至少表面上已经交到了这些年轻富人的手中。而“如何有效地继承，这需要一个过程”。陈凌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亚洲家族企业普遍正面临的问题，“建国后对工商企业的改造使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是崭新的。和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缺乏财富传统，还没有一个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族式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