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技术、资本、人才、政策、商业化，中国高科技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日趋成熟，但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经济生态尚需时日
作者：林涛/袁茵
志鹏轻车熟路地走进清华创业园主任罗建北的办公室，她是这里的常客，作为TLcomCapitalLLP的投资合伙人，她的目的是通过罗了解到更多清华创业园以及清华科技园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清华创业园成立于1999年，是清华科技园的园中园，目的是为小型高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法律和商务支持。 “清华这边的高科技企业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就是专门来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志鹏语调轻快的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TLcomCapitalLLP是一家1999年成立于伦敦的风险投资公司，公司管理着一笔近2亿欧元的基金，主要从事信息和通信等高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前曾经投资过欧洲和以色列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两年前，这家公司开始将视角瞄向中国，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曾经在清华大学本科学习的志鹏因此被派驻中国。“我们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目前还在找项目，我们只看高科技公司，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志鹏一再强调。 就在同一天，Intel投资部中国区总监叶冠泰也来到清华科技园参加一个创业者的项目路演，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Intel投资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资中国科技型企业。他强调：“我们是全球化的公司，拥有全球化的背景和视野，关注高科技是我们相对其它在国内投资的VC的重要特点之一。”
资金缺乏一向困扰着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内，起源自硅谷的风险投资在中国逐渐兴盛，在美国，风险投资是几代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天然盟友，从早期的集成电路到软硬件到互联网到生物制药，一部硅谷科技史几乎也是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光荣史。但在中国，风险投资的首选却是包括新浪、携程、盛大、如家、分众在内的互联网和各种消费类企业，根据清科集团的数据，2006年，风险投资在中国砸下了17.78亿美元，比上一年的投资金额高出51.5%，投资数量也从上一年的228个增长为324个。然而这些公司里真正具有科技含量的则寥寥无几。 “高科技企业我们大概算了算，从起步到成熟没有五年以上基本不太可能。在中国，目前风险投资也要比较，如果投如家三年（应为四年）就上市了，要投一个像展讯这样的科技公司可能要六年或者七年，所以风险投资一定会投他认为更快回报、更有希望的公司。”罗建北如此解释为何即使是在VC资金充裕的今天，高科技企业仍然遭到VC冷落的原因。在美国，高科技意味着高成长、高风险和高回报的并存，在中国，比高科技行业回报更高却风险更小的传统产业实在太多。 不仅如此，中国的科技企业的技术能力也受到怀疑。“国外VC普遍认为中国没技术，有太多的技术和美国比根本不叫技术。但我不这么看。”赵常贵坦言。他是一位在投资界有些特殊的人物，自2000年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他开始了对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因为当初没有太多钱，所以多数是一些种子期的投资，这些钱有的甚至是通过抵押、贷款等途径得到，他也因此被同行戏称为“执着天使”。不过在他看来，在低谷期投资正是最佳的投资准则。如今，他在2001年投资的数字电视机顶盒公司数码视讯有望在海外上市，这一下就将给他带来数十甚至上百倍的收益，而数码视讯正是清华创业园所孵化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 在国家自主创新的国策指引之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最新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达到三千零三亿元，比上年增加五百五十三亿元，增长22.6%，与当年GDP之比为1.42%，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深圳证卷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则透露，创业板市场经过几年筹备，最近已经正式启动，估计会很快推出，而创业板正是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准备的融资平台。 一切都预示着变化正在开始。 “既然清华大学是中国高科技的集中代表，有很肥的土壤，我们就扎在这儿，这儿是最适合的。”赵常贵尝到了甜头，“我从小的开始抓，只要在夹缝中活下来的，市场空间能顶上来的，都是机会，慢慢做就能做起来。所以我们在找小的、迷你的中兴、华为，让他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高科技栋梁。” “我认为天已经亮了。”赵常贵说。 带着技术归来 如同许多雄心勃勃的高科技新创公司一样，GigaDevice（芯技佳易）公司的第一步是从硅谷开始。GigaDevice拥有一种名为dySRAM(2T-SRAM)的自有专利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把传统存储器芯片的组成由六个晶体管简化成两个，使得芯片的体积缩小了1/2，不过在硅谷，由于客户主要是思科这些的大公司，对公司有很多要求，比如提供三年的财务报表等，销售很难进行。对激烈竞争环境不太适应的GigaDevice生存艰难。 2005年4月，GigaDevice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朱一明和几位创业伙伴从美国归国，他们在清华创业园成立了北京芯技佳易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国内第一家从事存储器芯片设计的公司。 此前，朱一明在美国生活了七八年，在硅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他对产业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过去由于半导体行业代表着核心技术，是国家制造能力比较重要的标志，有很强大的封锁。现在半导体产业往台湾、日本、韩国、大陆转移。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增加，必然会扶植这个行业。 2004年恰逢清华创业园在硅谷寻找有潜质的企业回国创业，几经接触后，朱一明选择了回国。落户清华创业园，芯技佳易拿到了创业园投给他们的一笔中等数额投资。通过出售IP专利，他们在5个月后有了第一笔收入，并且与包括世界排名第三的晶圆厂中芯国际形成了合作。如今，公司已经开始实现盈利，不过朱一明没有透露公司的销售收入，只说数量级在千万美金以下。而朱一明的梦想是让包括Intel在内的国际芯片巨头也能够使用芯技佳易的技术。 就在芯技佳易的隔壁，有一家名为雅康博的生物科技公司。与芯技佳易的技术出身团队不同，公司两个创始人许军普、何飚是职业经理人和技术的完美结合，正如两人的形象，一个干练精明，一个温文儒雅。 雅康博同样成立于2005年。许军普和何飚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此前两人都有过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2003年的同学聚会上两人决定一起做点事情，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和筹划，他们回国开办一个生物技术企业。此前许军普已经有过多年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经验，在跨国医药和生物公司里做过生产管理、市场调研和销售等，有十年的业界经验。何飚则一直在美国高校内从事生物技术的研发，技术一直处于国际尖端水平。 两个人的合作更多基于优势的互补。选择回国创业除了因为文化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许军普的优势在于对国内市场把握精准，他们的定位就是要作准确把握市场的生物技术，而高科技是无国界的。 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推出一种国际化的治疗或服务。两三年的时间内，雅康博已经开发了两个核心技术，每个核心技术会有一系列的服务项目。其中的一个技术在产品注册方面已经走到最后一个阶段，离产业化已经非常接近了，是一种通过酶进行癌症早期检测的体外试剂，市场前景非常好。 这个过程中，最使他们受到鼓励的是来自业界巨头的认可。今年5月美国的医药生物展上，全球排行第五的生物技术企业健赞（Genzyme）发现中国也有从事这个方向的公司，对他们表示了浓厚的兴趣。6月份，Genzyme专门派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安排了一上午时间到科技园对雅博特进行了解，也表达了合作意愿，希望收购技术，或者利用中国的渠道。“但是通过谈话和他们后来的态度，我们感觉到至少不比他们落后，甚至在某些更细微的领域已经做到他前面去了。”何飚自信地对《中国企业家》说。 雅康博的成就离不开他们与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合作，公司的大量实验都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曾经进入雅康博团队帮助何飚进行研发的清华大学生物系研究生陈钊本是专心于学问的，由于导师参与了雅康博的研发项目，于是他也加入进来，一年多以来，他的思维发生了巨大改变，“开始思考概念这类东西怎么转换成技术，是我很大的转变。”原本埋头研究的陈钊开始调整自己的规划，“我想先去国外看看。” 在清华生物系，罗永章教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主持研制成功世界上首例利用血管内皮抑制素开发的抗癌药物，这项新药通过了临床试验并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他和山东烟台的一家制药厂合作成立麦德津公司，用6年时间突破了复制技术，并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于2005年9月获得SFDA认证。这一名为“恩度”的药物一经面世就成为各路资本的宠儿，包括新加坡淡马锡、恒瑞制药在内的60多家PE和产业投资者展开了争夺，最后，南京先声药业以2亿元收购了烟台麦得津公司80％股份，创国内药业单品收购金额之最。 不过在陈钊看来，这种案例只是少数，“因为清华生物系绝大多数还是一些偏基础理论课，真正跟产业相关的只有很少的几个实验室。” 事实上，类似雅康博和芯技佳易这样的拥有核心技术的创业企业在不断增加。清华科技园每天都会收到企业的入园申请，只有优质的项目才能获得面谈的机会。罗建北表示几十家申请企业才能有一家被批准入园。朱一明说，“身边很多朋友都看到机会回来创业了。” 谁来投资技术公司 在硅谷，大量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都有创办科技企业的创业经验，他们对于科技企业的投资轻车熟路，但是在赵常贵看来，“国内做投资的人，大多数都是做证券，或者在资本市场混出来的人，对这个行业没有认识。” 六年前，当武平和陈大同等人从硅谷回国创立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展讯时，他们从美国拿回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在他看来，美国有着几十年的风险投资的经历，很清楚投资高科技公司的方法，比如两年、三年允许你不挣钱，就是在那儿做研发。而像这样能够容忍拿到钱以后，两三年甚至于更长时间都没有盈利，敢冒这样大风险的资金在中国到现在还找不到。 “投资技术的风险还是太大了。时间长，不确定因素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朱刚的语气很无奈，半年前他和陈长征、张淼两位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技术企业，投资人对科技企业的不理解让他陷入尴尬。 这家公司主要从事三项技术：首先是基于VOIP独特解决方案，用网络替代原有的电信通道后大量降低成本，成为增值服务的新平台。其次是基于龙芯研发的软硬件解决方案，可以提供给一些政府部门，以保证信息的安全性。第三是一种计算机管理软件，它可以模拟出一个虚拟的系统，避免用户在访问网站的过程中受到捆绑式插件的困扰，保证系统安全。这个团队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三位创业者都毕业于知名院校，此前都有过知名跨国公司或是知名通信企业的经验，他们拥有的技术研发门槛比较高。陈长征说，“我们觉得看准了市场，这些业务大公司不会去做，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公司要把这些技术做起来。” 公司成立半年以来，有不少风险投资找上门来，但是朱刚对他们有些“不爱搭理”。 “除非觉得特别合适的，我们才会去着手做更多的准备。很多投资者的要求太难，条件太苛刻。”张淼说，“我们三个都是做技术出身，要我们去写商业计划书，做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文件，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强项。他们会要求我们写很多资料，我们一准备就得半个月，如果每次都这样，谁来做技术？” 与此相比，某些投资者的附加条件更让他们难以接受。有的会提出一些公司经营治理的建议，要求他们按照这些建议运营三个月再做考虑。因为市场本身的未知性很大，他们也并非专业市场人士，这么做的机会成本他们难以承受。这样的例子在他们身边并不鲜见，周围就有几个因为这么做进行不下去的公司。也有一些投资公司主动上门，希望帮助他们的项目去海外融资，但时间不确定，并要求签订排他性协议。朱刚做了个比喻：“这就好比二手房黑中介，先让你成为独家房源，能不能卖出去的以后再说。我们这样做了会被拖垮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市场机会太多，但我们承受不了这种代价。” 朱刚说他们目前只能自己慢慢挺着，核心层的个人报酬可以先不考虑，再经营一些其它业务“养活自己”。他们希望依靠比较成熟VOIP的技术设计一套供交友网站使用的匿名聊天系统盈利，再用这笔钱进行开发。目前产品还处于推广阶段，现在的钱来源于个人一些毫不相干的项目，比如贸易、地产。 出人意料的是，朱刚在投资上对煤老板、温浙商人或是一些私人关系更感兴趣。在他看来，这类投资人不会太多涉及经营管理，前期投资额只需要几十万，他们乐于出这笔钱。虽然这些人往往对项目介绍“一点都听不懂”，但拥有一家高科技企业可以让他们在外人面前“很有面子”。 另外一个朋友在2000年由一位画家投资30万元进行了一项技术研发，虽然三年后因没有回报没有继续得到这位画家投资，但由于核心技术已经开发完毕，他还是勉强将公司坚持下去，到今年公司收入已经近亿元。朱刚知道这样的投资必须要求控股，并且很难坚持多年，但他仍然认为这是最合适的，虽然碰到机会很难。 相比国内投资人对高科技行业的外行，TLcomCapital合作人志鹏在英国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在剑桥大学电机系时，志鹏的课程已经包含着经管类的创业学，有人计算过，该系平均一年会出一名千万富翁，只要拥有好的技术，你不用着急资金，很快就会有天使投资人自动找上门来，而这些投资人也会在企业做大后帮助创业者找到合适从事经营和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在剑桥电机系每两年一次的创业路演活动上，除了投资人，律师和会计师们也都会去观看学生们的项目路演，这些人将为有志于创业的学生们提供详尽的创业和组建公司的相关服务，完善的配套导致技术创业者们“只要技术好，就可以做出来。”志鹏说。“其实我们清华也有很多技术好的牛人！” 对于中国技术型创业者而言，管理和经营能力的缺失往往是一个巨大障碍，不过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二十多年的经营，他们为中国培养出大量此类人才。许军普在创业之前就曾经在跨国公司的中国部门工作多年，近几年这类人才在中国的增长速度很快。 谁来扶持创新 上世纪80年代，“迦法柑橘”还是以色列是出口的主要象征，现在，超过60%的出口产品已经是电脑、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在这个巨大的转变中，以色列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引导和扶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以色列开始设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用于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孵化器”项目，为创新科技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过去30年里，以色列政府投入资金支持了大量公司科技项目的研发。 清华创业园里也开始设立一些专项投资机构和项目孵化器公司，包括数码视讯在内清华创业园中的不少企业都得到了创业园所属投资公司的资助。创业园不仅为技术创业公司提供资金，还同时打造一些共用的技术平台。 去年年底，清华科技园在江苏昆山的分园里建立了一个“先进制造创新平台”。企业在做各种设计时，专业的数据库和软件价格昂贵，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公共的平台，小企业可以租用这些设备，这样在降低成本同时提高了设计水平。过去很多小企业是用盗版实现这些，但一旦商业化后，使用盗版会出现很多问题。完全使用正版，既保证质量，同时又是合法的。这个平台的建设也得到了昆山市政府和江苏省科技厅的支持，因为在昆山有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做从事模具设计、零件设计等工作，这是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需要。 对于雅康博等企业来说，做出产品样品后的中试阶段是最难度过的关口之一。由于中试阶段需要资金大，风险高，很多企业难以承受如此投入。在清华创业园的技术转移中心里，有专门为生物技术、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准备的服务团队，他们对项目进行评估运作，并且帮助创业园里的技术找到应用方，找到对技术感兴趣的下游企业，再来评估技术从目前的状态发展到符合企业要求，需要什么样的投入。目前清华创业园的孵化与技术转移中心里有两个博士一个硕士，还有两个专家顾问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在何飚看来，国家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支持是理所当然：“可能100个项目98个都失败了，但是只要成功两个就会产生回报。” 其实，中国的各种相关政府机构也在向高科技企业提供各种创新基金，不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创业者反问：“中国所有的基金有没有真正能够承担风险的？没有。”因为这些基金往往都是要求企业已经达到一定的技术成熟度和阶段，而实际上，“到了这个阶段后，我不需要你的资金了，我直接上市销售，随便找一个商业投资很快就会做起来，而最难解决的是技术开发阶段，没有人投钱。”在美国，政府也有类似中国创新基金的概念，这位从美国归国的创业者介绍，但是美国创新基金的发放程序却与中国相反，“美国就看你有没有原创的idea，如果你的公司有一个公司能做，我绝不给你这钱，一定是全世界没人做的东西，哪怕再荒唐，再无聊，没关系，只要你是全世界第一个。” 从政策支持、资金、到技术和人才，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都在改善，罗建北也信心十足地把创业园中的企业前途与IBM和三星比较，“前景很好，只不过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她同样也承认，“我们国家总的来说还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国策来看，核心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整个创新体系产学研要结合。” “必须解决市场拉动的问题。”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旭东则对中国高科技发展在市场上的“后来者劣势”忧心不已，他认为，中国本土科学家和企业可以做出很好的产品，并拥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推出市场时别人不愿意买。 “企业的采购和市场已经国际化，很多人更愿意购买国际品牌。”据高旭东介绍，日本公司在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时，其国内的大型家用电器企业对本国产品予以了支持，韩国则是大规模投资，承受长期亏本来发展集成电路技术。 而中国的科技产品市场目前还没有达到支持高科技企业大规模发展的阶段。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展讯公司原本寄希望于中国的3G业务和市场的发展，但是TD业务在国内却迟迟未能开展，在此期间，展讯只能通过销售2.5G芯片来维持，而展讯的重要客户--国产手机的日子却日趋难过，甚至通过涉嫌黑手机等业务来获得收入，“展讯要是守着3G，不知道都死了几遍了。”一位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创业者这样评价。 据统计，目前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占0.56%，大中型企业仅为0.71%，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一比重超过5%，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5年研发投入为人民币2450亿元，远远低于OECD公布的数据，仅占GDP的1.34%，低于世界平均1.6%和发达国家一般2%以上的水平，而日本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39%，而美国、韩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创新型国家在70%以上。在技术对外依存度方面，中国为50%以上，创新型国家仅为30%以下；国际专利方面，中国的比例不到1%，而20个创新型国家就占了97%。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