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敏：中国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很多年了，但理论界和实业界对此依然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正本清源。 张平：产业结构的演进问题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方面，对此我们课题组做过一系列研究，我也专门写过文章予以阐明。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能否向现代化演进，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让社会资源进入到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就会出现“钱炒钱”的虚拟化问题，出现经济“泡沫”甚至经济停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朱敏：您所说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对中国而言，有没有相应的框架性路径？ 张平：我永远认为，“调结构”这件事是“机制”重于“结果”，调结构是完成不了的。现在政府始终在调，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结果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越来越扭曲，所以怎么强化机制可能才是调结构的核心问题。整体而言，路径转换都得靠加入更多的市场机制和公共服务机制来进行调整，当然也包括财税等问题。 因此，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要按中国居民消费结构高品质化、服务化变动趋势演进，通过反垄断、放松管制、税收激励等一系列制度性调整，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创新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打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逐步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 朱敏：中国的产业结构确实有待“现代化”。那么，产业结构“现代”与否，本身有没有明显特征？或者说，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是否良性，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 张平：一个国家想走入现代化，有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如何使传统部门走向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工业（第二产业）的就业水平，全世界对此都极度关注。透过全球发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经过了一个工业化的就业高峰期，这个工业就业高峰期以数据为衡量标准，即劳动力在工业中的就业比重超过30%。所有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基本上都经历了50年以上的高峰期（日本也保持了40年），按照国际的数据来算，德国的工业就业比例一直到2008年还保持在30%以上，已长达126年。 所有的发达国家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大量的个体农业劳动者转变成工业部门的就业者。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到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富裕国家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过工业就业的高峰期。中国尽管是工业大国，但从现在的官方统计来看，劳动力在工业中的就业比重没超过30%，最新的统计数字是28%。考虑到3%～5%的统计误差，就业比重超过30%的年份也就是10年的工夫。因此，比较国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高峰期太短了。中国工业高峰期时间太短，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没能得到足够的就业训练。 朱敏：我们能否通过劳动力在工业中的就业比重反映出的问题，得出中国没有完成真正持续性工业化的结论？ 张平：可以这样说。同时还能由此得出两个推论：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完成向发达国家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传统产业部门并没有完成根本性的转变。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二，中国现在随着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有些发达省份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状态，工业部门的就业呈现一个下降性趋势。对此有很多人争论，说这是不是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导致的。实际上中国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远不如德国，但德国工业就业比重依然很高。尽管中国的趋势是资本密集度在提高，但仍有不断提高工业就业比重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