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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在201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等近10家国企荣登前100强，中石化更是跻身前五。对此，你认为大量国企的上榜是依赖体制和资源的“红利”，还是凭借市场实力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欧美西方国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也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大，往往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竞争力，在同样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占有更多的市场。同时，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它们的成功是其创造财富的结果。 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这些国企之所以能够荣登世界500强榜单，主要依靠的就是对资源的垄断，是我国的法律和政策给予它们的特权，并不是通过竞争得到的。据我观察，这些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是极不成比例的，其在社会上占有资源、享有特权的份额远远大于其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值。以工业企业为例，国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企业中占据的资产高于它们创造的销售额产值约12个百分点。这些还只是有形的资源垄断，而无形的资源垄断（如电信牌照垄断等）就更多了。如果中国有足够多的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的诸多好处将由消费者共同分享。 朱敏：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最近发表言论为国企打抱不平，认为国企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在类似这样的国企领导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存在？ 张维迎：“企业家”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能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些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国企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企本身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整个社会效率更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企的理由，只要国家授予国企一定的特权，民企和国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朱敏：但也有人以不容置喙的口气高呼“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对于这样的观点你又怎么看？ 张维迎：我不是太认同这样的观点。“领头羊”企业一定是创造能力最强的企业，而创造能力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在市场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仅用销售额这种简单的数字为国企辩护是不成功的。还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觉得这种说法问题更大，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国家看成家庭，国家中的企业和人民应该享受机会平等，不应该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理应更受尊重，采用非竞争性方式塑造出来的所谓强大，本身也可理解为一种对社会财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掠夺。 朱敏：非竞争性方式，或者说非公平的竞争方式，看来非但孕育不了企业家精神，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那么，企业家精神是不是只体现在财富的创造阶段，抑或贯穿于从财富创造至财富社会化的全过程？ 张维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每个企业家的个性都是不同的。从整体而言，企业家主要负责财富的产生，为社会带来更新的技术和产品，让人活得更幸福，进步更快。在市场经济中，为社会带来的价值就是财富，企业家只有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