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针对未来国产PE，究竟要不要监管，要什么样的监管，决不应该以当下的“官办基金”为参考样板。
王军
据说国人第一次仿制西装时，连样品上的补丁也给复制了。这被钱钟书先生讥为“落伍的时髦”。其实，我们在学习外国制度时很少有如此老实的态度。我们更擅长的手艺是，给马褂缝上西服领，以为那样便保存了优良传统并有了洋装的派头。 PE（PrivateEquityFund）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翻译的问题。有人将之译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不得要领的。这里的“Private”是相对股权的公开发行和公众持有而言的，与“公共”和“私人”没有关系。因此，把PE译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比较准确的。 广义上，Fund其实就是资金的集合。形成一个资金集合的方式很多，包括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信托、契约等方式。本质上，PE与上述各种资金集合没有实质性差别，都是集合资金、投资营利。对需要融资的企业家来说，PE是银行和证券市场以外的另一种融资工具。与PE相对的是公开募集的各类资金集合，例如公开募集资金的股份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后两者实施政府监管的理由是，保护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但PE的出资人数量很少，他们均有机会和能力获取比较充分的信息，可以有效识别利益和风险，不需要政府特别保护。这就像若干人出资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政府无须专门监管一样。同样，对PE是否创造价值的争论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我们没办法也没必要去一般性地争辩有限责任公司能否给股东或社会创造价值一样。 随着去年底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挂牌”，以及最近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入股美国黑石集团一事，PE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一方面，许多人批评，渤海基金的目标和架构不符合国外PE的特征，将来的产业基金试点应该更多地仿效国外的PE；另一方面，主管当局正试图通过渤海基金等一系列试点的经验制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而许多人又反对说，PE不需要特别监管。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当前的“官办投资基金”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原本意义上作为市场融资工具的PE，也不应该模仿PE去运作。 渤海产业基金的目标是政策性的，即“围绕实现国务院对天津滨海新区功能定位进行投资”。渤海产业基金的出资人大多是官办金融机构。今年6月26日成立的号称“国内最大、也是国际最大的对非洲投资的单只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主导的中非发展基金，其外交政策意义十分明显。中非发展基金负责人说：“国际基金的平均收益并不是我们追求的优先目标，中非基金首先追求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综合发展。” 在渤海产业基金获国务院批准之后，据说有20多个产业基金上报到国家发改委，多以地方政府主导。例如，山西要发展“煤炭产业基金”，山东提出“海洋产业基金”，绵阳的“高科技产业基金”，广东的“核电基金”，上海的“金融产业基金”等。这些拟设立的产业基金无一不由地方当局主导，反映地方当局的政策目标。 “官办基金”实际上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推进某种政策目标的一个金融资源分配工具，盈利未必是这些基金的最高目标，那些出资人恐怕也未必是心甘情愿的投资者。国务院的批准的确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作为出资人的各类金融机构，有了国务院的批准就不必担心出资决策的政治风险了。这样的“投资基金”跟市场意义上的PE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非要“官办基金”模拟PE的商业化方式运作，必定导致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官办基金”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国资。在法律上，国资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可以直接行使的类似股权的权利。控制国资的是各级代理人，他们不承担国资的最终风险，但对国资却拥有完全的支配权。管理人不享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剩余风险，但却拥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国资始终处于流失和危险状态的总根源。“官办基金”不过是这个危险链条的一个末端，它们的商业化运作势必放大国资的固有危险。因此，对“官办基金”恰恰不应该学国外PE的“不监管主义”，而应该严格监管，不仅设立时要审批，而且应该彻底透明化，全程接受监管机构和公众的监督。“官办基金”本来就不是PE，何必硬要套用PE的模式？马褂就是马褂，为什么一定要缝上一个西服领呢？ 如果我们一方面力推“官办基金”模仿PE，一方面又以它们的“试点经验”为模板设计PE监管法规，这对未来真正的国产PE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当年的《公司法》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1993年《公司法》的两个政策目标是，对党政机关办公司进行治理整顿和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规则。结果，这部法律防弊（国资流失）胜于兴利（鼓励投资），处处雷池，步步设限，无谓地增加了民间投资的成本。针对未来国产PE，究竟要不要监管，要什么样的监管，决不应该以当下的“官办基金”为参考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