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是和整个世界紧密相连的。”罗伯特·汤普逊觉得，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增长，是会激发很多国家想象力的，中国强大的食用油市场的增长，也意味着美国、巴西和其他国家农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已经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文/王恺
巴西:继美国之后下一个中国粮仓 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的食用油已采用全球性供应链:占据食用油市场60%份额的大豆油基本上采用进口大豆，紧接其后的棕榈油完全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剩下的新品种，橄榄油等也基本来自海外。而中国传统的食用油之一的菜子油，也随南方耕地面积减少而大量减少收成。 但在《纽约时报》的作者亚历克谢·巴辽纽沃（AlexeiBarrionuevo）看来，中国的食用油价格上涨，不应仅仅看到中国东北大豆的减少产量，他说，“中国北方的旱灾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全球性的生物燃油概念的风行一时，才是中国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 亚历克谢分析，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转折点并非始于一般人所说的1996年，而是“开始得更早”，当中国人的饮食兴趣转向猪肉、家禽和一些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物上时，中国对大豆的需求开始剧烈增加——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的指标之一，就是大豆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植物的快速增长量。 大豆压榨后产生的豆油已经占据了中国人60%的食用油消费量，而其副产品豆粕是大型饲养行业最基本的原料之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沿海大规模发展养殖业，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大豆的压榨品豆粕。 中国商务部所属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一直是负责中国大豆进出口的机构，副会长边振瑚亲历了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豆由出口到进口的转变，“中国是全世界第四位大豆生产国，大豆一开始都是出口，中国大豆出油量不够高，但是蛋白质含量高，口感好，作为豆制品的原料出口日本和韩国，很受欢迎”。 可是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大豆紧缺成为问题，“仅仅食用大豆油的需求每年就增长40万吨左右，人吃的和动物吃的都严重不够”。日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曾依靠美国大规模提供食物，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开始逐渐取代日本，进口美国大豆和玉米的数量与日俱增。 最早进口大豆到中国的都是跨国企业，行业内简称“ABCD”几大公司，分别是ADM、嘉吉、邦、路易·达福等。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部长王伟筠的观察，这些跨国企业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的粮食企业，在产业结构上非常合理，也非常善于经营。“它们资本先行，先在中国合资建立榨油厂，然后直接从自己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基地运输原料来中国——上下游整合得非常好。”而这些跨国公司因为在中国拥有合资的压榨工厂，很早就冲破了中国的“关税壁垒”，王伟筠记得，当时中国进口的大豆贸易中，配额内的还要交40%的关税，配额之外要交200%的关税，可是这些合资企业只要交3%的关税，“后来干脆我们把关税全部定为3%，否则我们的进出口公司太吃亏了”。
这些大豆油在中国推广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障碍——90年代，中国人开始习惯购买“色拉油”，实际就是传统食用豆油的更新换代产品。 与此同时，大豆加工的另一产品豆粕在中国也打开了销路，美国大豆协会等推广能力非常强，边振瑚说:“他们派遣了大量的畜牧业、农业专家来中国，指导中国农民如何给饲养业升级换代。”他接触过的美国大豆协会聘请来的专家都有很强的专业性，能大大提高中国农产品的产量。在这种几百年传统的跨国企业的竞争下，王伟筠说:“对于食用油行业，中国的大豆没有竞争力。”中国的大豆属于非转基因食品，单产落后于国外，加上物流等配套行业的落后，“国外大豆即使加上跨洋的长途运费，还是比中国大豆便宜，而且供应稳定，出油量高”。随着进口大豆数量的增加，“ABCD”几大跨国企业占有进口大豆量的80%，美国占据其中的最主要份额。2004年，中国农业部正式宣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取消了对进口大豆的限制，从此，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主产区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产品获得了永久性进口中国的保证。 谈及当年中国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亚历克谢分析，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激增。这种情况下，美国指责中国规定的进口大豆程序繁琐，妨碍了大豆贸易，并警告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取消对美国大豆进口的限制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采购团出访美国，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及意向，中国企业将从美国进口价值为14亿美元的大豆和价值为1.9亿美元的机电产品。对此，亚历克谢评价是，中国准予永久性进口美国大豆，是中国试图尽量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手段。 而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农业和乡村发展项目主管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罗伯特·汤普逊接受采访时则说:“广袤的水域不能阻止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步伐，充分说明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贸易结构。” 而且，这种改变还在进一步发生，从1996年的进口大豆100多万吨，到2006年的2800多万吨，中国消费了世界上大豆总产量的18%，仅排在美国之后，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这种旺盛的需求，对于昔日的美国而言是乐观的，但是到了今天，成为新的问题”。罗伯特·汤普逊分析，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农场主将经营重点转向能够提供生物燃油的作物，例如谷物和玉米，大豆产量开始下降，美国农业部预测，其大豆在2009年将减产23%，能够向中国提供的农产品就越来越少了，“中国本能地把进口粮食的目标转向了另外的国家，那就是南美的巴西，巴西在短暂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大豆的主要供应商”。 巴西的国土面积不如中国大，但是其可耕地是中国的6倍，而且土地肥沃便宜，从长远看，巴西的农产品出口超越美国几乎是必然的，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交易商——巴西卡拉里商行的负责人塞里奥（SergioBarroso）分析美国和巴西农产品在中国的竞争时说:事实上这是土地的竞争，可耕地越多竞争力越强，而在亚历克谢看来，中国和巴西间大豆交易的爆炸性的增长并没有停止，“虽然2006年比2005年翻番，但是今后还将更大规模增长，南美这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的海外粮仓”。 大豆和玉米:中国农产品的世界市场定价权 1996年，中国本国大豆产量为1300万吨，2006年，中国大豆总产量已经到了1800万吨，中国的大豆业并没有萎缩。可是，即使在中国的榨油企业这样的大规模买家眼中，中国大豆的竞争力还是有限。 长期关注大豆进出口贸易的边振瑚提及了中国大豆业的“复杂环境”——中国大豆从农民到豆贩再到收购企业，奉行的是小农式流通方式，“要命的是，没有物流保证，车皮弄不到的话，一天几百吨运输量都不到”。可是压榨企业不能空等，相比之下，从远洋运输来的上万吨境外大豆反而能充分满足需求。卡拉里商行的负责人塞里奥介绍巴西的大豆种植情况，巴西大豆完全是跨国公司企业上的一种产品，许多农民的种子、机械、化肥都由公司提供，公司在收获大豆时非常方便。而且这些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港口和航线，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宣称，他们始终能保证供应中国“优质、廉价”的大豆——就是指大豆背后高度的工业化布局。 中国的大豆油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榨力为每年6000万吨，可是现在一年进口的，包括自己国家的大豆总量才3000万吨，约有一半的富余生产力”。 为此，中国大豆购买始终呈现旺盛状态，因为“没有不要的本事”，“我们的肚皮不小，而且始终等在那里，不能空着”。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之一，却没有定价权，世界大豆的价格是由芝加哥的CBUT交易所决定的，供需关系中还是供方占了上风。“那里历史悠久，影响力大，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以及每天的商品信息决定一蒲式耳大豆多少美分后，中国的交易所再根据本国的情况换算过来，决定我们的价格。”那边价格一涨，中国的交易所价格就水涨船高。 辽宁中期研究部经理时岩谈到中国大豆的定价权问题时说:“相对于欧盟、日本稳定的需求量而言，我们处于需求高峰阶段，而且这需求是刚性的，不可能因为价格高就拒绝购买。”最近美国、南美的大豆减产，中国大豆价格因此也猛涨，加上石油紧张，“1吨大豆的运输费从年初的50美元涨价到了120美元，中国的食用油不涨价才怪呢”。 但是世界贸易可以通过别的手段来平衡，大豆上缺乏的定价权，别的高产量的中国农产品，例如玉米，因为出口量巨大，在全球市场上就有定价权。 因为进口量不断加大，很多人提及中国大豆种植业的保护问题。吉林粮食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刘笑然经过在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东北三省调查后发现，东北的大豆主产区的现实是，“只有那么多土地，大豆和玉米一直在争地，可是现在天平倾斜向了玉米”。前两年国家为了保证粮食安全，针对最敏感、最重要的是玉米、水稻和小麦三种作物，进行了产业性的种植调整，结果我们的主要三种粮食作物现在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能出口国外。 刘笑然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更愿意种玉米，玉米和大豆在相同条件下，非此即彼，可是按照近年的自由市场调节作用，越来越多的东北农民开始选种玉米，而放弃了大豆。“东北、内蒙古沿线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二大黄金玉米带，因为种植相同土地玉米的收益是大豆的1.4倍。” 尽管以往农民喜欢根据市场需要调整自己每年的播种计划，可是去年以来大豆价格的节节攀升还是没有刺激农民，“除了少数的农民表示会做出调整外，大多数农民坚定不移地表示要种玉米”。他总结，不要以为农民不懂市场，随着玉米的大量出口，中国农民其实已经加入到世界贸易格局中，“他们不比专家判断能力差”。 可以制造生物燃油的中国玉米大量出口，换回来的外汇可以用来购买大豆，“用进口大豆来满足国内需求，国内再腾出有限的土地进行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这是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必然表现”。在刘笑然看来，中国大豆的“不为”是对整个粮食体系的“有为”，“算起账来，中国还占了便宜呢”。 国际食用油市场上的“中国概念” 国际食用油市场上已经有了“中国概念”，中国购买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影响了美国CBUT交易所，尽管美国人很“顽固”，还是用“蒲式耳”这种计量单位。“我们每天都要换来换去地计算”。但是中国因为需求量太大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需求量稍有变化，那边就会有影响。最近中国大豆购买力下降，那么美国的交易所肯定会明显感到这个变化而会调整价格。而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地位也在上升，“我们和CBUT交易所价格开始处于互相影响阶段”。 除了在大豆市场上的影响力，“中国概念”在棕榈油、芝麻市场上都有巨大影响力，中国已经是棕榈油国际市场上的最大买家，“每年采购量达500万吨”。棕榈油是中国使用量仅次于大豆油的食用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主要出产国，“90年代还有许多走私进入中国的”。边振瑚还记得那时候棕榈油是当做稀罕物进入北京的，“因为一到24摄氏度以下就会凝固，所以我们看见的是白色的固体油状态”。 棕榈油比大豆油价格低廉，每吨低1000元左右，“当时的中国精制油企业推出‘混合油’，大量就是棕榈油和大豆油的混合物”。而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快餐面厂、饼干厂都开始使用棕榈油，这两年，随着马来西亚有大批商人开始使用棕榈油去制造生物燃油，中国的棕榈油价格也跟着上涨。 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总裁BasriWahid介绍他在中国推广棕榈油的过程，“最早时候，中国北方的客户不太能接受棕榈油，因为其会在一定温度下凝固，可是后来，棕榈油的价格优势使其在中国开始畅通，尽管这两年棕榈油价格上涨，但是在中国，棕榈油和其他油料价格相比起来还是有优势，而且，中国人除了发挥其食用用途外，也开始发挥其非食用用途，开始用其制造生物燃油”。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世界做大的棕榈油需求国的地位不会动摇，“我们该做的，是尽量改善加工工艺，使棕榈油的产量进一步上升”。 除了棕榈油的大宗进口，边振瑚还发现，“非洲的芝麻正在进军中国”。中非贸易一直是顺差，本来是为了支援对方，开始购买非洲芝麻的，非洲的芝麻粒大，据说口感不好，“可是发现出油量很高，很快，它成为中国炼油厂喜欢的原料”。“中非论坛”后，更多的非洲国家开始要求自己国家的芝麻免去关税，出口中国，“本来免除关税只是给几个最穷的非洲国家的待遇”。 罗伯特·汤普逊觉得，中国的贸易的成长，“有点证明了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卷首引用的‘圣经’里那句话，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到今天，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和世界别的地方、别的人发生联系”。即使是今天的一个中国小县城里的居民，他每天所食用的油中也可能包含着来自美国的大豆，来自西班牙的橄榄，来自尼日利亚的芝麻，而他种植出来的花生和菜子，可能正被澳大利亚的、日本的居民所消费。 因此，在他看来，最积极的做法，不是去简单地平抑食用油的价格。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快速的增长，财政收入在急剧增加，企业利润也在增长，汽车行业在一片过剩的质疑声中，利润同比增加了66%，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适当的市场价格调整在一定时间内将是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