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外部金融保障体系的发展将经济交易关系从家庭生活中剥离出来，由此出发，也许能为儒家文化重建找到新支点
作者：陈志武
如果把文化研究与金融研究联系起来，我们会很自然的问道：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我的角度最关心的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文化：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没有选择必须做的，任何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必有其因，是某种功能的延伸。从古到今，人类的未来总是充满很多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将制度文化与金融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金融学最关心的问题是不同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价值转移，研究对象中大量涉及信用交易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关心金融契约，从本质上看，金融交易就是把不同时间、空间的财富做一些重新配置，这与文化变迁息息相关。 比如养老，像我今年44岁了，养老迫切性就越来越强。养老的需要到今天有四种不同实现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养子防老，把自己今天所赚的钱供小孩，小孩长大后正好是自己年老力衰的时候，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养老保障安排。第二种方式就是买保险，特别是人寿年金。人到底活多久很难预计，如果按照八十岁寿命来攒钱，却到了120岁还越活越健康就会产生很大问题，而人寿年金就是非常好的金融创新，这就等于将生命长度不确定性的风险，在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做一个分摊，这是外部化的金融保险安排，相对于养子防老下的安排，是另外一种文化形态，据我研究古罗马时就出现了。 第三种方式就是社会组织，当年广东一带有一种叫“姑婆屋”的组织，有些女孩子十三四岁就选择一辈子不结婚，把头发扎成一种独特的发型，给男人一个信号：对不起，我长得再漂亮也和你没关系。但是在那时真的选择不嫁人马上会面对一个实际问题：老了之后怎么办？这时候“姑婆屋”就有意义了，有志于成为姑婆的人加入进来，在年轻身强力壮时每天赚钱都要给组织，一起分享，一起生活，老了以后由年轻的姑婆供养。我们可以把“姑婆屋”看成是一个经济保障功能非常强的社会组织，当然，这种支撑也包括精神上的，比如张三姑婆今天情绪不好时，也许李四姑婆心情比较好，李四就可以帮助张三将情绪向上提，她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达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姑婆屋非常重要，在血缘和市场之外给个人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需求。 第四种方式则由政府提供，这是更近代的安排，但成本高而低效，不是好的路径。实际上每一种解决方案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大不相同，例如我给美国同事讲“姑婆屋”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姑婆屋肯定有很多同性恋吧。 可以把刚才的分析与文化变迁联系起来，在2500年前，孔子和孟子提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观念实际上给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安排好未来的方式。那个时候与陌生人做金融契约交易所需要的信息架构和制度架构都不具备，基本上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通过三纲五常的等级次序可以把未来尽量安排好。换句话说只有在产生儒家的等级次序之下，让做父亲的对儿子、做长兄的对弟弟、做丈夫的对妻子有绝对的权威才有人愿意做投资，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文化在过去两千多年有特殊的作用，因为通过这样的等级制度，把大家都约束在三纲五常的体系里，将违约的风险可以降到很低，让大家在体系里互相交易和帮助时更有信心。 亲情投资防老未尝不可，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三年前在耶鲁我有一个韩国裔的学生，他大概五岁跟父母移民到美国，突然有一天他来到我办公室，说陈教授我要休学回到旧金山，因为他父亲跟妹妹生活，相处不好，要求他必须回来照顾。 如果遵照父亲这样的强迫要求，他一辈子的事业潜能发挥将受到非常大障碍。而等他老了以后，也可能同样理所当然的要求自己的儿子随时回来。由此推延下去，一代代就会出现怎样的社会均衡？当每个人在三四十岁时候就会跟其他朋友说，我这一辈子已经不行了，现在只好把所有的能力和精力放在儿子或女儿身上，但等他儿子成家有小孩的时候，事业也没追求了，这样一代代人都在半潜力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文化圈中蓬勃的创业信心不是偶然的，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也包括金融市场能给他们每一个人的长辈提供很好的经济安全保障，让每一代美国人都可以完全放心的四海为家。并不是美国人就不去照顾父母，最理想的情况是父母除了让自己子女照顾以外，还有更多选择，这与儒家文化差别颇大。 在西方，婚约习俗的变迁也受到了金融发展的影响，大家都知道结婚前要在牧师面前许诺，两人不管生病、健康也好，贫穷、富贵也好，无论如何都要互相扶持。为什么有这样的誓言？因为契约重在执行，前提是把未来可以想象到的各种状态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要能达到这一点前提就是掌握信息必须充分，而在信息环境很差的传统社会里，干脆让双方接受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婚约，通过其实现未来的保障是最优的。 但是，现在是否还需要一个无所不包的婚姻就成了一个大问号。美国联邦审计总署统计，在纽约，通过结婚双方可以获得1000多种权利，也许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一千多种权利列成一个表，让两个要结婚的人拿表过目一下，通过额外的签约把原来无所不包的婚姻契约做一个细分，婚前协议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连中国的很多夫妻也开始有种种隐形的契约。 在古代，通过三纲五常或无所不包的婚约来实现家庭内部交易功能很重要，为了生存下去，每人要做出牺牲，包括自由权利和个人空间的压缩。但是，以今天物质生产能力之高度和证券金融市场之发达，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险和信贷基金，再让我们通过三纲五常实现经济交易功能已没有意义。 儒家文化日渐式微，给金融行业带来的发展机会是什么？有一点是我过去两年中讲的比较多的，如果我们想看看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子，也许美国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经历的转型可以提供很多启示。 19世纪后半期，随着美国铁路网络和电话、电报的发展，工业化在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把同样有血缘的家族留在农村，这几方面的变化，在19世纪末期对美国社会的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期美国人所在的经济生活保障体系差不多也是家族血缘的体系，同时还有教会。但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保障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到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失业率高达25%，社会遭遇沉重冲击，很多美国社会精英开始意识到传统依赖的保障体系已经不存在了，就在这个时候，由金融行业提供的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和社会保障开始发展，美国社保基金就是1933年建立的。经济大危机让美国社会看到传统家族结构不能够提供足够安全感，给了美国一个必须要增加金融品种的惊醒机会。从1900年的时候，美国银行存款和保险业资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退休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发展。 目前在中国，居住在农村的人希望搬到乡镇，居住乡镇的人希望搬到大城市，也正如美国一个世纪前的大移民时代，必然会冲击中国的原有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能够恢复三纲五常，儒家等级次序所能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也很有限了。如果还不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非人格化的外部金融交易体系上，我们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不安全感是与日俱增的。 从近年来中国市场化和“钱化”的趋势可略见一斑，我们怎么理解中国保险业2500亿的资产？这实际上是以保险业来直接取代宗族以及朋友关系所提供的经济安全，也就是说，这2500亿所带来的安全感本就存在，只是隐形的寄托在了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内，现在转移到外部市场，通过显形的金融票据达到同样效果。 儒家文化中孝道的哀落，不但给了中国金融业很大的机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现象，在没有一个外部金融系统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孔家店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多次被打倒之后又再次树立起来。而金融市场的兴起，对中国人的真正解放与自由有更大意义。例如芙蓉姐姐现象，这可以从许多角度解读，但就我来看，为什么上个世纪70年代不会产生芙蓉姐姐，主要原因可能不仅是没有互联网，也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给个人安排未来。当“家长”和“领导”是你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和社会资源时，你的选择空间会很小，而现在她一想出路还很多，关键时刻就不会退让，还可以继续作芙蓉姐姐，而且还会带动一批人加入她的行列。
我曾与现代新儒家代表交流，有人也很认同我的看法，如果原原本本恢复儒家文化，不可行也没必要。如果想要在中国社会重建儒家道德秩序和伦理，首先应把中国家庭做一个重新定位，不是把家庭功能放在经济交易上面，而是要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上面。感情交流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在任何社会都是没办法由市场提供的。某人今天给了我五单位的感情帮助，等一年之后我给他十单位的感情回报，觉得回报率已经100%，够多了，他可能还觉得我不够朋友，回报这么一点。感情交流是很主观的东西，家庭、家族、教会、姑婆屋等等之外的市场提供能力很弱。 我每年回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孩子被西方人领养过去，让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领养中国的小孩以后，照样可以那么爱他们自己的孩子，最后发现，西方人已把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里面剥离出来了，家庭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感情交流的基地， 现在国内做文化研究的人普遍像有一种重新回到四书五经内的趋势，以更多经典来倡导中国的文化，不是对中国今天的社会做一些比较细的研究。我们曾将北京和河北徐水县、河北刘庄分别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想看看大城市、城镇和农村每个地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别。 其中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过去一年里面给非亲戚送了多少礼？礼尚往来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形式，结果我们发现北京基本上没怎么送礼，农村给亲戚送礼很多，但在非亲戚关系中送礼的人很少，而中小城市，特别像县城、地区市，给非血缘关系者送礼是最多的，我看到数据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是不是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在哪里？在北京这样一个现代金融产品已经非常发达的城市，通过友情和亲情为未来投资必要性低，买保险、基金就可以提供需要。而农村尽管现在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流动性也增大了，但基本架构还在，重要的礼尚往来的都集中在血缘里面。相对而言，县城和地区市属于两边都不靠，他们这些人往往是近代中国城镇移民的结果，已经把传统血缘网络和家族关系基本留在农村，他们即使想要继续靠家族提供经济保障事实上也不太可能了，另一方面现代金融产品在中小城市又不是很多，逼着中小城市的人把更多精力放在友情投资里面。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同时也发现目前中国县城和地区市的居民是对未来安全感最低的群体。 类似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帮助，有没有用过现代金融、现代保险产品的经历，可能会对人的价值观有影响。尽管一方面从个人欣赏和价值偏好角度我希望恢复儒家传统文化传统，但做研究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的现状做一些实在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了解，多大程度上恢复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可行的。 （本文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7月14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讲座录音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