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法国前财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被推选为下一任IMF总裁候选人，但这一职位能否继续由欧洲人来把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财经》记者王欢/文《财经》杂志/总190期
借由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后迅速累积的政治影响力和快速行动，法国前财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Kahn)，在7月10日的欧盟财长会议上被顺利推选为下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候选人。 现任总裁西班牙人罗德里戈拉托于今年6月末以“需要更多时间用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为由，忽然提出辞职。他将于今年10月正式离任。 如果卡恩顺利当选，他将成为目前WTO总干事拉米、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和欧洲复兴银行行长勒米埃之外，第四位身居国际经济组织要职的法国人。 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欧盟内部就候选人达成一致，推出的人选就稳操胜券了。不过，此次卡恩的前途却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英国及其他一些IMF发展中成员对继续由欧洲人执掌IMF的惯例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其中，英国新任财长达林（AlistairDarling）在欧盟财长会议结束之时，毫不掩饰其失望情绪。虽然不否认卡恩是个合格的候选人，但达林认为，IMF总裁一职应该考虑向来自亚洲和南美洲的候选人开放，而不是由欧洲人继续担任。 各方的压力促使IMF执行董事会于7月12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将在8月31日之前敞开推举候选人的大门，“不限国籍”、采取“开放和透明”的方式，选出新的总裁。 不久前，在一片是否应该继续由美国人来领导世界银行的争议声中，美国总统布什成功地让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接替因“女友门”丑闻案辞职的沃尔福威茨出任世行行长。其间，欧盟心照不宣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卡恩能否“如法炮制”，不仅将决定IMF的机构改革方向，也决定欧美长达60多年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寡头垄断”今后的命运。 合法性危机 1945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加强成员国货币政策协调，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致力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从一开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就被牢牢攥在欧美国家手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欧盟和美国之间有着一个默契的“君子协定”：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掌控，IMF总裁则由欧洲人把持。 IMF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加入基金组织时认缴的份额，因此与其他一般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情况有所不同，IMF现行筹款、投票及决策等机制为“一美元一票”，成员之间并没有事实上的平等权，美、英等大股东对IMF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这种制度在金本位时期尚有其合理性，而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额中的分量正逐年加大，传统的IMF决策机制已明显不合时宜。 “IMF面临着合法性和信誉的危机。”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德文杜鲁门（EdwinM.Truman）向《财经》记者表示，“IMF被欧洲人和欧洲思维操控了太长的时间，除非这一状况能在较短未来得到改变，否则IMF将无法重新获得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心的合适位置”。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抱怨IMF不足以代表其本国意愿、IMF在接受发展中国家意见建议以改进IMF工作上缺乏气度，因而纷纷质疑IMF的合法性，对其兴趣和依赖也在逐年变淡。 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IMF为东南亚国家开出的药方广受诟病。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贷款时，都被迫接受了要求其加快私有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条件。 目前许多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纷纷提前偿清了IMF的贷款。有关数据显示，IMF目前的贷款总额只有350亿美元，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IMF甚至出现了贷款利息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危险。
“分两步走”改革方案 虽然近年IMF在诸多争议和压力下做出了向非欧美国家开放总裁职位竞争通道的努力，但是相比其他一些国际组织，IMF在挑选总裁方面的改革进程仍明显滞后。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5年挑选总干事的过程中，遵循了世贸总理事会在2002年12月达成的关于选举总干事问题时间表和竞选秩序，来自欧洲的候选人拉米同其他三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公开角逐总干事一职，最大限度地抵消了选举过程可能带来的冲突和异议。而联合国的各个下设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负责人的产生办法，都正朝着更加透明公开的方向改革。 IMF理事会和世界银行曾于2001年授权两个工作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如何挑选世界银行行长和IMF执行董事会总裁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勾画了挑选这两大机构最高代表的过程应该更加公开透明的愿景，但是也没能直接触及彻底终结美欧“双垄断”的传统。在IMF2004年挑选拉托担任总裁、世行于2005年挑选沃尔福威茨以及今年挑选佐利克的过程中，这份报告所作出的有限承诺也未得到切实履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认为，改变目前欧洲人独揽IMF总裁局面的根本之道，还在于触及IMF的份额改革——这一支撑IMF体系架构和维系IMF运作的基石。 按道理，成员国缴纳给IMF的份额应主要反映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规模：一国以产出表示的经济规模越大，它的贸易额越大且越波动，它的份额就趋向越大。IMF内部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成员国投票权的不平衡，以及在执行董事会中的代表席位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直接和成员国在IMF的份额分配未能如实反映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 2004年拉托上任后，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给份额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资；第二步是修改份额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改革总裁遴选程序、改变执董会的结构和规模等。 2006年IMF在新加坡召开的年会上，通过了对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四国的特别增资方案。通过增资，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从2.98%上升到3.75%。 “拉托的改革是颇具建设性的。”杜鲁门研究员向《财经》记者分析说，虽然IMF治理结构改革的进程仍显缓慢，但这也是因为基金组织内部成员国多方利益纠葛所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余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国家主动大幅降低原有份额。以减少欧美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份额的方式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显然是不现实的；按此逻辑，为了稀释IMF大股东的份额和影响力，目前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IMF的总份额，以新的平衡来代替旧的平衡。 IMF成立之时，规定了IMF需要每五年修订一次基金总份额。目前IMF理应进入第13个基金总额修订周期，但却迟迟未能开展相关工作。IMF加强其内部治理开放和透明性的努力除了需要解决由份额分配改革的迟缓和不平衡的问题，还迫切需要解决目前执行董事会中代表席位不平衡的问题。 目前，IMF执行董事会由24名执行董事构成，代表184个成员国。IMF的五个最大股东（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执行董事会拥有完全席位，其他19个执行董事需由各组国家（称为选区）选举产生。 目前，欧盟国家总共占据了IMF执行董事会中的10席，比例高达42%。由于执行董事会在挑选IMF总裁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改变现行欧洲人独占总裁职位的现状，还有赖于改变IMF执行董事会中欧盟席位比例过高的现状。 对此，杜鲁门研究员建议应对执行董事会的席位进行彻底重新分配，合并欧盟席位以此来减少执行董事会中欧洲成员国的数量，而这一改革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欧美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席位减小实际上有助于提升欧盟在IMF内部的凝聚力。 由于拉托的突然辞职，IMF的第二阶段改革——即在2008年底之前改革执行董事会、提高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参与和发言权——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拉托的离开不会令IMF改革变得更加容易。”德国财长施泰的看法，代表了目前国际社会对拉托提前离职后IMF改革前景的普遍担忧态度。 不过，就目前来说，各界关注的焦点是，在8月底的期限到来之前，其他成员国能否提出具有竞争力的其他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