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魏加宁 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刚刚启动不久、农村改革成果初现的阶段。同时，经济过热苗头也已经开始显现，通货膨胀逐步抬头。由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体制尚未建立，甚至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还没有提出。因此，当时的宏观调控，不仅见事较迟、缺乏预见性，而且计划控制色彩也比较浓厚。更为重要的是，当1984年下半年问题开始显现，经过1985年的调控，经济出现暂时性下滑以后，高层领导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有所软化，政策摇摆不定，导致过热的经济尚未“着陆”就又重新“起飞”，通货膨胀迅速反弹，再加上其他原因，最终影响到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出现了“硬着陆”。 发现问题比较及时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从1981年到20世纪末这2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一战略目标，最初是邓小平同志受日本当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启发而提出来的，后于十二大上得到最终确认。当时提出的具体增长目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起初，一些人对此目标表示怀疑，理由之一是所谓“基数太大”。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带病撰写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一文。文章发表之后，人们渐渐认识到，“翻两番”是有可能的。 按照原定计划，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是到了198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接近完成，农村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应当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扭转了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于是乎，人们群情振奋，以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加快发展了。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各地开始为“翻两番”大干快上。时逢建国35周年大庆，有人提倡“能挣会花”，于是，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纷纷突击提高工资、乱发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为已经过热的经济形势火上加油。 再加上当时中国的专业银行体制存在着“吃大锅饭”的毛病，即“存款向上交、贷款向上要”，而中央银行给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又是以上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于是，新独立或新成立的各家银行之间也纷纷出现了竞争性放贷、人为扩大基数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货币供给的迅速增加，通货膨胀日益明显。 1984年12月，当时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建议中央采取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稳定经济，以保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定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出台。 1985年1月，国务院正式决定采取措施，抑制正在兴起的通货膨胀势头。2月，中央召开了当年第一次省长会议，部署加强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的工作。虽然会议提出的措施正确而及时，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有关方面利益上的矛盾，措施一时难以落实。与此同时，信贷和工资总额的失控，使得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猛增，导致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出现“超高速”增长。政策摇摆酿成动荡 起初，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赞成加强宏观调控的主张，从1985年2月到10月，国务院连续召开了4次省长会议，都是要求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然而，1985年上半年实行的双紧政策收效不大。 同年9月初，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有人称，这次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研讨会，使得中国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搞懂了什么叫作“宏观调控”。 会上，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简报尖锐地指出两点：首先，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其次，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巴山轮会议”的讨论，也促使高层领导坚定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信念。 1985年9月下旬的中共党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 会后，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信贷紧缩力度，到第4季度，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2％。 到了1986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遇到了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并陆续完成，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由于信贷资金的大部分用在了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匮乏。受此影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显著下降：第1季度与上年同期比只增长了4.4％；2月份甚至出现GDP的零增长。 当时，薛暮桥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现象只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失措。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并且叫得很厉害。同时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者也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是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于是，赵紫阳在控制通货膨胀问题上开始发生动摇。
在各方面压力下，从1986年第2季度起，中央银行便重新开始大幅度放松货币信贷投放。结果，经济尚未“着陆”却又重新“起飞”。 1987年4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当前经济形势时，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同志的一篇“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汇报，引起赵紫阳大发雷霆，并当着各部委领导同志的面，把马洪同志狠批了一通。 1988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在这种人为的乐观气氛之下，到了1988年中期，M1和M2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 1988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定的高层会议上，与会的经济学家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了“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他们的根据是： ①1987年第4季度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在向其他领域扩散；②交通、生产资料供应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③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④4月份的储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⑤更重要的是，由于计划部门的价格控制，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 此外，薛暮桥、刘国光、马宾等经济学家也纷纷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反对通货膨胀。然而，这时的赵紫阳已经根本听不进经济学家的意见了。他害怕增长速度下降，更喜欢听拉美国家的“故事”（所谓“拉美国家的故事”，是指当时有人到拉美考察后回来宣传说，拉美国家百分之几百、甚至上千的通货膨胀也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照样跳桑巴舞。） 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下半年的事态果然朝着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攀升至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而倒买倒卖计划分配物资和外汇额度及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加剧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得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酿成政治的不稳定。 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去谈话，表示接受经济学家们对他的批评，并承认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当时薛暮桥先生还不依不饶地追了一句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三年”。 虽然赵紫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形势出现不稳，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改革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