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江郁 1985年9月2日～7日，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江面上，行驶着一艘叫做“巴山号”的游轮。游轮上没有挤满观览三峡美景的游客，而是载着30多名清一色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部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在日后20多年中，此类会议可谓泛滥成灾，但是“巴山轮会议”的历史地位，却已经被证明具有无可替代的唯一性。 1985年对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可谓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正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的时候，经济过热的苗头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威胁也在逐步逼近。然而让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眼前的经济形势似乎既解释乏力又束手无策。 值此关键时刻，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这次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让那些对于计划控制手段滥熟于心而对宏观调控感到十分陌生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茅塞顿开。 初识通货膨胀 巴山轮会议上一共讨论了7个问题，即国有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问题、改革与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有些老生常谈，但在1985年时，这7大问题都是崭新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1984年的货币发行量比1983年增加了262亿元，其中仅12月份就增发了91亿元，当年全国货币发行的增加量相当于1979年～1983年5年间货币发行增加量的80％。到1985年初，当时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曾经说：“昨晚我一夜没睡好，去年票子发得这么多，12月份（指1984年12月）像飞机撒票子一样，31日1天就增发10亿元，完全失去了控制。1985年改革势在必行，风险在于通货膨胀。”火烧眉毛的通货膨胀，可能是召开巴山轮会议的最直接背景。然而，当时困扰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是比治理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改革方向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改革过程中通货膨胀难以避免，中国是否还要继续改革？答案其实已经有了。 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如果说1978年底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从农村改革起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此决定，则标志着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更确切地说不是定改革方向，而是寻找改革方法。 从远处去看历史转折，只不过是一个“转身”的动作。而为了这样一个“转身”，中国第一代改革者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和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20年后的今天可能难以想象。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从1980年代初自下而上从农村开始的，这样一场看似是微观主体的改革，如何中途演变成了一场以通货膨胀为标志的宏观经济麻烦，中国的经济学家曾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 现在回头俯瞰当时的历史，脉络已经再清晰不过了。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成功以后，1983年前后，城市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先后采取了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等方法，然后以利改税的方式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在1984年春天以后，实行简政放权，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二是从计划、财政、信贷、物价、工资等方面的管理开始了近乎全方位的改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财政、信贷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开始了全面改革。财政方面：先后实行了“收支包干”、“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比例分成”等方法；物价方面，开放小商品价格，实行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自由定价等三种作价办法和浮动价格等灵活的定价方式；信贷方面，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等专业银行，一是把基建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二是把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
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明显增强，收入分配的自主权也不断扩大。这引起了企业两方面活动的变化：其一，针对市场需求变化迅速扩大生产；其二，伴随企业利润增加，扩大工资奖金的发放。 发生在微观主体上的这两大变化之间，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存在着密切联系。随着企业扩大工资奖金的发放，出现了工资基金快速增长和消费需求迅速扩大的局面；消费需求的扩大，又引起了消费品的供不应求；齐头并进的开放物价管制的改革也使得消费品供不应求，并立刻以物价水平加快上涨的方式表现出来；物价上涨给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商机和盈利，必然强烈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而企业扩大生产，更可以增加盈利和再扩大工资奖金的发放……通货膨胀就潜伏在这样的螺旋式循环之中，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 到了1984年底，通货膨胀的危险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形成了突出制约。而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不仅不懂得什么叫做宏观调控，就连微观经济主体与宏观经济主体在市场化环境中的联动规律还没怎么弄明白。尽管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进一步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当真的面对通胀之“虎”时，中国的经济管理部门除了行政控制手段以外似乎别无他法。 初识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是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之一，在2005年的一次公开场合，他对巴山轮会议有过这样的评价“：巴山轮会议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由行政调解，第二种是由市场协调。第二种模式又有两种，一种是2A，一种是2B；2A是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2B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经过会议讨论，最后大家倾向于2B模式。我们现在正是沿着市场调节这个路子来进行改革。” 现任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在当年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中年纪最轻，当时还不到30岁。20年后他在谈到巴山轮会议时认为,巴山轮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至少在三方面明确了改革方向：第一，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宏观管理下的市场协调；第二，明确了改革在中国的过渡方式为一个渐进过程，但也必须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第三，改革过程中必须保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重点是防止通货膨胀。 郭树清谈的三个改革方向，无疑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方向，但在当时，也是在重重误区中好不容易选定的。 据郭树清回忆，当时关于物价要不要控制，是否要防止通货膨胀，已经出现尖锐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经济起飞的典型表现，形势大好，不要限制；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甚至响亮地提出“已经是通货膨胀了”。另据有关报道，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起飞派”，他们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大有“如果要实行紧缩的宏观政策就是打击改革”的架式。 中国经济学界面前。 好在这个问题在“巴山轮”号上逐渐形成了共识。参会的各国各派经济学家，在研究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后，形成了一致意见：当时的中国经济表现是投资热且工资膨胀，处于工资推进与过度需求拉动的膨胀之中。结论是：经济出现过热，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必须推进改革。 调控什么？改革什么？这是巴山轮会议最大的难点，也是巴山轮会议对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所做的最大贡献。 据与会者回忆，巴山轮会议共开了7天，前3天尽管“对话气氛相当好”，连原籍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都认为这种情况在国际学术会议中极为罕见，但是中外经济学者近乎不能充分对话，因为经济语境完全不同，甚至到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的程度。原因在于大家的经济学背景不同，缺乏能够相互沟通的“共同语言”。但是到会议结束时，双方达成了很多共识。 “巴山轮会议”之后，国务院领导接见了与会外国专家，并对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中国政府就当时的宏观调控提出的7个方面的主要观点和对策措施： ■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间接控制的核心是有效控制总需求的合理增长，相应建立和完善各种间接管理的调控手段； ■创造能够使企业家对宏观经济间接控制手段作出灵敏反应的各种外部和内部条件； ■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一步一步走，采取渐进、逐步过渡的办法； ■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采取一些行政控制是需要的； ■对国有企业实现工资增长与利润挂钩不一定是好办法； ■过高的增长是有危险的，在存在过度需求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难实行。 从以上7点可以看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开出这个药方的，并非全是中国经济学家。 当时，虽然有些中国经济学者主张继续推行扩张性经济政策，但巴山轮号上的国外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要收缩信贷，压缩需求。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断定中国正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并主张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他甚至不鼓励中国采用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通货膨胀时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有报道称，托宾的发言“使当时中国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名义宣扬‘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 然而，巴山轮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并不是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而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触摸到了什么是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 20年后郭树清的一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他赞成讲中国特色，但还要考虑一般性和共同性。“一些基本经济关系如果长期扭曲，后果不堪设想。譬如当时在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可以搞双轨制，但如果时间长就会出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另一个当年的参会者、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的洪虎看来，“巴山轮会议”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所做的研究以及所走的道路，都是对巴山轮会议形成的基本观点的阐述或者是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山轮会议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里程碑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