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业内普遍认为，中国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始于 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萌芽于 1970 年代末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轨的大争论之中。特别是华国锋时代以大规模引进 800 亿美元为标志的"洋跃进"计划在几个月之内旋风般地被否定进而搁浅，其间在中国财经管理最高层发生的理念大博弈和观点大交锋，在 30 年后读起来真是回味无穷。虽然将其看作宏 观调控的话，方式未免过于生硬，但也决不仅仅是 800 亿美元大引进计划意外搁浅了。 当年如果信由"以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的思想泛滥，如果 1979 年 4 月 5 日～ 28 日开了 24 天之 久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没能杀出一条血路，及时明确中国搞现代化一定要从国情出发，如果当年 没有快速转而追求适度现代化而是依然追求高度现代化，中国近 30 年的改革轨迹恐怕会重新改 写，今天也一定会有更多遗憾。 2007 年中国宏观调控所处的历史地位，与 1979 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轨非常近似。为此， 本刊摘编了 2005 年曾刊登在《中国老年》杂志上的本文，以飨读者。
文／肖冬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转轨， 是以一轮新的经济调整为前提。在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调整吗？对此，中共决策层一直争论不断。调整是在争论中困难地向前推进的。这次经济调整，使中国大规模引进的步伐推迟了几年，但它舒缓了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性危机。 与1960年代的调整不同，1970年代末的这次调整，是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相联系的，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 胡耀邦：听华国锋的设想很振奋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之后，从中央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而中国经济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危机，当时被广泛忽视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这种恢复性增长使许多人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到了。 1977年编制10年规划时，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达到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等过高的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提出，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高速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规模引进的可能性。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只是华国锋，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1978年6月下旬，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5国的汇报后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华国锋还说过，日本搞现代化只用了13年时间，德国、丹麦也是10多年，我们也可以赶上去。 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阐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及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他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500亿的规模。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邓力群也曾透露，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各种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备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到会讲话10多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国高层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有些求成过急。 在此次会上，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都有精彩观点：华国锋：提出了4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的想法就是邓小平提的。 李先念：在做会议总结报告时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来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计划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会上，大家议论热烈，少数人有不同看法，但又不好说话。陈云则对大引进计划持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外国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1978年7月21日，陈云向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李先念提出，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他又向谷牧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可能有些人会有不同意见。 陈云：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我害怕! 显然，陈云的提醒没有引起重视。国务院务虚会虽然不是决策会议，但影响很大。会后，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国务院经多次讨论，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进程。 1978年11月~12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发言说，发展经济要搞财政赤字，提出"赤字无害论"。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避免不了通货膨胀。 陈云十分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连续说了三个"我害怕"。 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他就经济问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次革命，必须既积极又稳重。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的情绪，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地看到内、外条件的不同。他说，我们不能与日、德、英、法相比，因为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也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韩国）、台湾地区相比，因为他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 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很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他还提出，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如果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这实际上就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他主张材料如有缺口，不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陈云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正式向中央提出经济要调整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的地位迅速上升，并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他关于财经方面的意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所反映。公报指出，必须在几年中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然而，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解决政治和历史问题，调整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广泛讨论，也没有落实到计划中。公报仍然原则性地肯定道："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是积极可行的。"在这个计划中，在财力物力方面都留下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材、木材、水泥供应满足不了450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有50亿元财政收入指标地方不接受，要由财政部背起来；外汇收支差额达98亿美元，打算借用外资高达100亿美元。 邓小平：支持1979年计划紧急转轨 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 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再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这时，邓小平听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由于有邓小平的支持，陈云的意见得以形成为决策。《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没有发出。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然而，从跃跃欲试准备"新跃进"，突然转到调整轨道，这对决策层来说转弯太陡。于是在国务院领导层，陈云的意见引起了很大争论。在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鹤寿、吴波两人发言，支持陈云的意见。王鹤寿集中谈到大跃进"以钢为纲"的历史教训。吴波尖锐批评了1978年的急于求成。他算了一笔账，认为1978年的大计划在财政上不可行。吴波的发言实际上是把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不好讲的话在中纪委会上讲了。在国务院副总理中，除李先念外，谷牧思想转变最快。 但余秋里、康世恩则持不同意见，对十年规划和大引进计划都十分留恋。为此，他们还与谷牧发生了严重分歧，几位副总理"吵了一架"。在余秋里看来，十年规划和大引进计划是大家一起定下来的，为什么转得这么快？ 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为财经领导层的分歧感到十分不安。他将王鹤寿、吴波两人在中纪委会上的发言批转给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并给三人写了一封信，强调说（大意）：国家把这么重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当前面临的任务又这么重，我们应该加强团结。 实际上主要是做余、康的思想转弯工作。 陈云：挂帅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分管政法和纪检工作，但并未进入财经决策机构。此时，国务院在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分歧严重，难以确定下来。于是，邓小平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从此，中国的财经决策班子形成了三驾马车：邓小平主要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经济问题；在财经决策方面，更多地依赖于陈云的意见；李先念历来更多地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在发展思路上，尽管"新的跃进"口号出自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的主报告，但他很快就转而支持陈云的调整建议。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相当多的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单。财经委由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等12人组成；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财经委。7月1日，交由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在五届二次全国人大会上，陈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选任国务院副总理。 从以上名单看，国务院财经委12人虽然大都是新中国建国以后财经部门的领导，但陈云、姚依林、薄一波等人是重新进入财经决策班子的，特别是陈云重新回到财经工作主要决策者的位置，这十分重要。财经委是最高的经济决策机构，在计委、建委、科技委、经委之上。财经委的建立，实际上对国务院财经领导机构作出了一次重要改组，分解了国家计委的决策权限。 李先念与陈云3月14日的联名信，对财经工作提出了6条指导性意见： 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此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3.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 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 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定五至七年计划，而且要制定直到2000年的计划。 6.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不论此信由谁起草，但主要反映了陈云的思想。这六条意见实际就是陈云调整思想的"纲"。 批"洋跃进"，实际上批华国锋 陈云出任国务院财经委主任之后，首先面对的，是要促使中央领导人、财经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方领导人转变思想，接受调整方针。从1979年3月～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 3月21日～2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言，着重批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的理由。陈云指出，为什么比例失调，因为这是"洋跃进"，是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他强调说，搞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如果连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应当在什么情况下进行都搞不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他还指出，中国是一个拥有9亿多人口（1979年时）的大国，80%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农民是大头儿，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一方面中国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但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情况，是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他强调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而且还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最好是3年。当时国家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一些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即使已经搞起来也要停下。过去10年欠了账，"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账。调整的目的，就是要按比例地前进。 陈云讲话批"洋跃进"，批冶金部，批"上面往下吹风"。实际上是批了华国锋，当然也是针对一股普遍的情绪。 1979年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邓提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国民经济也才能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邓小平还说道，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他提到自己同外国人谈话时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到20世纪末，中国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19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还不可能很高。 政治局会议最后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邓小平叹：这次会议杀出条血路 1979年4月5日～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24天，足见议题之重要和统一认识难度之大。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地说明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但没有提谁应该负责的问题。 李先念举出4件事情：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四是1979年的计划编制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加大，减免农业税增多，劳动工资方面的开支增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又用了一些钱，这就使财政预算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因此，对原计划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然而，与19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跌入谷底以后被迫进行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否必要，当时在党内存在着相当大分歧。 人们对于多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早已习以为常，而1978年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3%，许多人看不出有作一次大调整的必要。多数经济部门和地方领导人对大规模引进的热情不减，认为不利用这种机会太可惜。一些人批评调整是对引进工作"刮下马风"。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仅国务院各部委意见不统一，地方上一些省也不赞成调整的方针。天津的负责人说，好不容易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一调整就给群众泼了冷水。有一位部长坚决反对李先念的讲话，指责说：你们起草文件的人谁去调查过？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李先念驳斥说，我们既广泛征求了意见，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最后则肯定地说，这次会议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反思：中国现代化之路该怎么走？陈云等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提出的调整理由，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第一，勒紧裤带搞建设的路子走不下去了，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才能调动人们搞现代化的积极性。 第二，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支持一个大引进和高速度计划。解决结构性矛盾已刻不容缓。从当时看，尽管 1977、1978两年出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但基础不稳，经济景气有虚假成份，潜在的矛盾甚至危机已确实存在。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能否在已经绷得很紧的经济环境下启动新一轮的经济起飞。事实上，不先行调整很难正常运行，强行"起飞"是危险的。 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是前不久还积极支持大引进计划的领导人，在几个月之间转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似乎使人感到转得陡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信赖陈云的洞察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经济领域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他们自己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思路，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的重大课题。 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日本经济专家座谈意见的文件上作出批语说： 这是几个日本经济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他们提出：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 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出口。特别要注意提 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挖掘内部潜力，积累建设资金。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抓轻工业，以轻养重，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反而会更快。外国人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而工业底子薄弱，资金积累有限，不这样搞，工业的速度快不了。扩大内外交流，引进先进技术，更应走这条路，不然，出口怎么很快上去，拿什么去支付引进的贷款呢？我们的钢铁工业是要发展的，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要想用钢材来换取外汇，可能是不现实的，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做得很大。世界上钢材能力过剩，国际市场有限，提高质量，弥补钢材的缺口，争取减少进口。如果每年进口四五百万吨钢材，就是很大的胜利。 197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也是从发展战略上提出了问题。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邓小平概括了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必须看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指出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很低的，因而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就会较长。但中国只能在这个低起点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去逐步实现现代化。 3月～4月之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就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议论和研究。最初形成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李先念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最后，大家一致赞成这样的观点：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变高度现代化为适度现代化 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这个发展思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比较，发生了以下重要改变： ■修正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从追求高度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现代化目标。这是基于中国底子薄，起点低，人口多，耕地少，80%是农民等基本国情，中国既不可能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会很长，而且要分阶段去实现，到20世纪末才能达到发达国家1970年代的水平。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概念。 ■纠正了一味追求速度的思想 提出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即要更加注重按比例发展，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按比例，首先要稳住农民这一头，农民稳定了"，整个中国就安定了"。工业发展从内部看，也必须按比例发展。基本建设规律必须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计划安排的次序，应是先安排当年的生产和人民的衣、食、住、行，再安排基本建设。原材料分配也应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再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剩余多少再用于基建。这样排队是为了维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调整了利用外资和引进政策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决策完全正确，但必须控制引进规律，优化引进结构。引进是为了增强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要处理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的关系。要多引进技术和专利，少引进成套设备；争取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引进要切实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消化能力；利用外资要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 ■修正了技术政策目标 考虑到中国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不能一味追求新技术。现代化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引进先进技术应着重考虑对增强国力和加强国防有关键作用的项目。对于只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新技术，要少搞或暂时不搞。在中国，先进的和比较落后的技术、大中小企业和手工业将长时间共存，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一定要使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和各种手工劳动都得到发展。 ■确定以现有企业为现代化的基地和出发点 大规模引进，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发展思路，即主要不依靠现有企业的改造，而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建设新企业来加速现代化。但很快决策层就认识到，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李先念讲话说，"我们搞现代化，首先要用大力气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同时要逐年新建一些必要的项目"。1979年6月27日，姚依林在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也说到，现有企业是我们的基地，是我们实现"四化"的出发点。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引进和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同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基础结合起来，加快"四化"建设进度。这也是一个涉及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的问题。 以上这些认识的形成，是对以往30年发展思路最初的反思和检讨，也是对1978年所形成的大引进思路的重大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