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李鸿谷 “全国2500多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多个。”在当选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是温家宝自我介绍时最具力量的事实呈述。这年（2003年）的10月24日，温家宝来到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他的基层足迹增添了一个数字而已。 准备离开龙泉村时，温家宝向跟他聊天的农民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村子里有多少人在外地打工？有没有欠钱的事？”一段短暂的沉默。中途加入总理跟村民聊天的农妇熊德明鼓足勇气:“我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现场的记者记录:“温总理神情严峻，双眉紧锁，沉吟片刻后说:‘一会儿我到县里去，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熊德明高兴地叫起来，6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欠工钱2178元。 “总理为农民追工钱。”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新闻。中国的政治新闻，像这样充满人情味的并不多见。它的传播效力所衍生的结果之一是，这年底，熊德明获得了“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项怀诚给她颁奖，颁奖词穿越了这个故事第一层面，进入了基础性的背景:“一位普通的农民，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她说了一句实话，让全社会都‘听’到了。虽然她并不拥有多少财富，但她是亿万财富创造者中的一员。我们关注她，更关注她身后的9亿农民。” 简单地追索,这一背景的基础性事实是，2003年底，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今年10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说，“2004年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433.2亿元。我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以此标准，即使是433.2亿元的欠款，对于农民工而言，也非小数目。 于一国总理而言，1800多个基层足迹积累的中国现实认知，远甚于一般人对国情的了解。在2003年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给出的国情描述，仅几个数据，即已清晰明确:“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中国东西部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从概念上了解。我想说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三个问题: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 国务院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国情介绍与政策阐述，从传播效果上看，或许更接近政治动员。 欠薪、农村贫困人口、贫富的东西部结构性差距……依次递进构成的中国现实里，“追工钱”是这一时代最具象征性的行动描述。它不仅是社会动员过程中形成的道德动力，也是富裕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成本支付”的挑战。 回到改革开放初始时刻的1978年，国家财富（各级财政）与国民财富（居民收入）均处极端困境，这就是中国真实的约束性条件。如何破局或许是决策者最费思量的问题。在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或《邓小平文选》里，比较各项经济与发展思想的诞生，“引进外资”看起来是相对一致的突破路径选择。1978年底开始，李岚清作为中方重要负责人与美国通用公司开始谈判——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但谈的过程中，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joint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美方对jointventure做出了解释，谈判中的中方显然对此兴趣浓厚，因为这不失为双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回忆那一时刻，李岚清说:“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当时有一种制度，重大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美国通用jointventure的想法当然被写进了简报，李岚清回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拟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所有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这时同样是陈云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1979年3月，国务院重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这年3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谈到这个问题，直接明确，“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 研究这一路径选择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综合各种数据，在他的专著《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里却描述出一幅颇为有趣的引进外资曲线表，“自1979年至2000年，累计而言，中国吸收了总值达3462亿美元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是1992年之后发生的，占统计时段的93%”。很显然，1992年的变化之由，基于邓小平的南巡。 依黄亚生的数据，“外资”这一后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至少当时没有完成被希望的突破性的任务。对此相对一致的解释是，当时计划与市场关系，仍是最为纠缠决策者的观念问题。甚至以《邓小平文选》为例证，亦可观察这一纠缠的戏剧性。《邓小平文选（1975～1982）》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做出说明。 中国困境的突破，在农村。其标识是完成了从禁止包产到户转为允许包产到户的重大转变。其后的连锁效应，吴敬琏在他的《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里论述道:“在农业中的承包制改革取得进一步成功以后，中央政府顺着这条路子采取了一种有别于以国有经济为重点的、‘渐进主义’的‘体制外先行’的新战略。具体地说，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国有经济以外的部门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建立市场导向的新体制。并在新体制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这种‘体制外先行’的战略，也可以称为‘增量改革’战略。” 这一“增量改革”战略的结果，按统计年表数据:1981年到1984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长9.7%，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递增16.7%。农民的收入增幅高于城市，解释为包产到户是宏观的理由。它更基础性的原因是，这一政策在分配体制上的变更，传统“确保国家，留足集体（或企业），最后个人”的分配模式，转变为“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我们自己的”。看起来，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战略，最先受益是中国农民。更多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侧重注意到从1982～1986年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它们全部是解决农业问题的。 仍然依据统计年表，在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经过一段快速增长后，1986～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低2.6个百分点。其结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率和消费率下降”——这一现实构成了中国后来发展更具压迫性的约束性条件。 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增长率的这种落差，或许“国富”与“民富”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更具方法论意义。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代表团时，回顾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这一回顾评价极高，“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率的、无用的国有部门”。 不过，也从1987年开始，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增长率形成长达13年的落差，引入这一背景，黄亚生的解释又显微观。乡镇企业获得“最大收获”的评价，它的基础性理由是，国民收入结构，工业（乡镇企业）的创富能力远远高于农业。民富与国富、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这一一对应的关系，放在1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里所构成的“中国问题”，温铁军的界定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稍稍加长时间段，改革开放的来路以及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自会显现。温铁军描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方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资源瓜分的确已经没有任何调整余地，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中国必须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化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建国头3年，4亿农民向5000万城市人口提供农产品还没问题，“一五”计划时期2000万劳动力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突然增加40%～50%城市的“商品粮消费人口”，就突然产生了农产品供给不足。更何况在劳动力过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积累的方式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使城市工业品几乎占领不了农村市场，工农两大部类无法实现交换。于是，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中国农业问题的权威杜润生的观察更为细腻:“在严重缺少外援的情况下，要想加快工业化，不能不实行低工资、低税收、低物价，而让农民做较大的贡献，以此来解决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问题。粮食统购中实际是以价代税（低价代替税收），这种办法如果只实行一个较短的时期，还是必要的。很多国家在战争时期，都使用这类办法，并非我们独创。但时间一长，特别是长期施用于和平时期，对农产品实行全面垄断，这就不仅是一项购销体制，而变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带有刚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这种体制让农民向工业建设做贡献，有人计算，一共有6000亿元。还有人说算低了，因为当时市价定得低，算下来恐怕有1万亿元。问题还在于，政府实行垄断制度以后，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全面垄断。把货币经济变成实物经济，市场式分权经济变成高度集权式分配经济。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对城镇居民实行低工资和食品低价供应制度，为弥补它的缺陷，不得不实行必要的经济补偿，发展一套新的城市公民福利制度。对职工的生活，几乎从生到死都由国家贴钱包下来。这就带来一种利益刚性，进而变成制度刚性，越往后约束越强，越难突破。” 系统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和摆脱贫困途径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曾提出过他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看，发展中国家以低收入为起点，进而有低的资本形成和低的生产规模，最终又是低收入。”突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在这方面，中国的道路选择恰恰是用行政强力出色地完成了突围。在这层现实路径选择之下，以今人思维观之，在1978年能够产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近乎奇迹。农村分配结构稍有松动，即有超速之发展。 但是，工业化对于当时的中国，仍然是未完成的命题。“国富”的挑战更为尖锐。杜润生回忆，“记得大约在1984年，我和姚依林曾议论过这个问题（对农业的剥夺）。他对我说:老杜啊，让农民做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观察，经济学家刘树成界定中国道路，“积累长期成本的增长模式”。1978年，站在历史变革的关口，工业化尚待继续，虽然似乎有各种选择的可能，但过去的工业化积累方式路径，其结果是必然依赖。换言之，农业与工业，或者贫与富，必须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继续。
当然，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变革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增量经济”，它的发展开辟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路径。我们现在所称的“民营经济”，即由此而来。但细察其结构，比如“乡镇企业”的收获，仍然归依在工业化方向之上。只不过因为财富彰显的权力过于耀眼，对这一线索的发展，评价较多集中于情绪性的“贫富差距”上。 以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看起来更有清晰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在他负责的课题“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里描述说，“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必须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全部要素通过管制压低价格转移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 这一路径的过去与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早期是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供给的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价格都是无偿或低价地供给工业部门使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工业竞争力，推进了中国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在创新高，2004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 即使以经济统计数据来观察，1992年亦为相当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GDP的增幅陡然间跳升至14.2%，此后增速逐年下降，一直持续跌落至1999年的7.1%。与这条下降曲线相反，黄亚生统计的国外直接投资，却在1993年比上年度高出1倍的情况下大量涌入中国，其增速曲线逐年上升——它没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者们的突围的力量，却在10多年后成为中国持续进步的力量。再加上前述1986～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低2.6个百分点——同样是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或许这三条变化的曲线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发展与变化的脉络。 以马克思的理论而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因而最终消费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用这一概念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90～2005年）: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22个百分点。与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低12～24个百分点。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相差5～20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同样很大，相差11～24个百分点。即使与我国周边东亚地区国家比较，也相差1～7个百分点左右。或者这是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自然结果。工业化对各种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的压低，或者换言“民富”以否，事实上在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显然这是一种“积累的长期成本”，刘树成在给出这一判断的研究里，其前缀加上了两个字:“快速”。 那些更具学科分析性价值的词语，比如“最终消费”似乎不太容易进入一般公众的思考范畴。如果我们改用官方词语，与最终消费低迷同义的“拉动内需”，从“九五”期间，即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但一般的经济研究者对数据分析所形成的共识是: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并没有发挥主动力作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资进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而特保的工业领域，中国工业化速度自然提速。由此而形成的自然结果是，“投资”（除了内外资，还加上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国债投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动力。统计年表表明:2000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3.5万亿元，而2004年则增加到了7万亿元。投资之下，生产能力当然上升，但在消费乏力的中国现实约束条件下，最有效力的选择是“出口”——“用出口需求来代替萎缩的内需，缓解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吴敬琏描述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也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办法，促进了出口的强劲增长，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即使如此，产能过剩，统计表明已“从消费品扩散到了基础品”。对此，刘树成的描述是，“过度工业化”——“在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际，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52%，甚至高于20世纪的美国、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 由投资与出口构成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其运行之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者马晓河在他的研究里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3年至今年3月末，各级财政存款由5126.9亿元增加到14004.8亿元，增长了173.6%，均高于居民存款增长66.4%和企业存款增长59.5%的水平。而2000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3.5%上升到2006年的18.8%，而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从76.5%下降到71.3%。与此同时，在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重在上升，而中低收入群体比重却在下降。 “十七大”报告应对挑战的策略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仍然是2003年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本届政府面临的五项主要挑战里，有三项与“收入”相关:“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中国工业化所积累的“长期成本”的“偿还”，显然在这一届政府政策选择里排序优先。 以农业和农民为观察点，18年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问题的。从这年开始连续3年，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部是关于农民的，从增收开始，然后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延续至“十七大”，核心的议题是，“改善民生”，由农民扩大到整个社会。对应着“共同富裕”目标，结构性的调整不仅开始，而且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