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去整整10年了，有关这场风暴的讨论会开了很多，然而，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至少是在10年以后，人们还看不到另一场金融风暴的影子，而次按信贷危机还在欧美市场肆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复兴的东亚经济体。
文/李超
200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去整整10年了，有关这场风暴的讨论会开了很多，然而，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至少是在10年以后，人们还看不到另一场金融风暴的影子，而次按信贷危机还在欧美市场肆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复兴的东亚经济体。 1998年之后东亚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现行汇率计算达到了4万亿美元。 出口不断增长，占到全球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区。东亚地区还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汇储备接近1.6万亿美元。资本市场持续发展，国内金融部门的资产达到了9.6万美元。与1998年相比，该地区贫困人口减少了3亿人（以人均每天消费不低于2美元为标准衡量）。中产阶级在经济事务中开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整个地区都在推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并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2005年，东亚的经济规模将重新占到全球经济的40%。 东亚进入经济复兴时代 在10年前，人们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倒下，许多人都预言这场危机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如腐败、任人唯亲以及裙带关系）必然导致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停滞，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之后出现的情形一样。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似乎很难长久维持，但是为什么东亚地区有这么多国家都获得了成功（除了朝鲜和缅甸之外）呢？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很难用所谓“共同的经济特征”作出全面解释。东亚的新兴市场国家既包括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也包括仅有250万人口的蒙古。人均收入从不到400美元的老挝，到人均收入达到24000美元的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而越南却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所谓的“东亚独有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呢？ 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试图去回答上述问题。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该书给出的大致结论是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它们把“最基本的事情弄对了”。“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干预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本书最后总结到，愿意进行实验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调整政策是东亚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体化进程 很显然，2006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图景完全不同于90年代。现在，东亚地区更加富有，市场规模更大，个人财富更多，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生产、贸易和金融—转向了中国和东北亚。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通过两国或多国间的经济贸易协定获得了快速发展。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一共签署了24项新的协议，还有超过34项的协议正在协商过程之中。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部分起源于1997-1998年的金融和货币危机。在那个决定性关头，许多政策制定者第一次看到了全球化收益背后所隐藏的风险，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但推动东亚地区化进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化进程。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同时，正是市场带动了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金融和创新的快速发展。 已经成功融入全球经济的东亚国家现在正在努力实现地区一体化，而且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排斥全球一体化。从很多方面来看，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还要超过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就单个国家而言，东亚国家吸取了经济危机的教训，在继续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都试图通过地区一体化来保持其全球竞争力。尽管许多国家减少了贫困并达到了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国际一体化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如城市贫民聚集、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以及更多的腐败现象。这意味着东亚国家虽然通过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保持了经济竞争力，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社会一体化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一体化，即在国内层面要维持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在1990年代，东亚国家新兴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了4万亿美元。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东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寻找成为富裕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收入水平的变化必然意味着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显示，有两种趋势推动着产业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一方面来看，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对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就会增加，而且许多产品将在国内生产，这将推动产业部门的多元化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在专业化分工上取得成功，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究竟哪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实证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答案取决于生产中规模经济相对于消费中对多样化的喜爱的程度。
有研究表明，国家在早期阶段进行多样化生产，即提高附加值以及就业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扩展。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普遍会出现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阶段。这时，国家开始进入专业化生产阶段，就业进一步扩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由此可见，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致富，那么它们就必须在某一时点采取有利于专业化发展的新战略。 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走向繁荣，那么它们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现实经验的佐证：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在二十世纪里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经济趋同的现象。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被挤在夹缝之中，一边是作为竞争对手的低工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成熟工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边是作为创新者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那些正经历着迅速技术变化的产业领域中具有巨大优势。 这是东亚国家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但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轨过程，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迈入了富裕国家的行列，这充分表明，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政策，就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转轨过程。从亚洲内部的情况来看，经验显示，所谓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富裕国家在知识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并没有那么明显。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仍然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甚至是在相当成熟的产业中也是如此；而中国和印度知识经济的成功发展经验则说明，在知识经济领域，富裕国家也并不是独家垄断者。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跨越这两种战略模式。 中国成主导力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奇迹，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出口占三分之一。特别是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为亚洲国家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竞争者。东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重新思考其国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东亚复兴的故事里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巨大的国土面积，对大陆经济的高度开放以及地区化倾向。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国。对东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34%，这一比例超过或接近另外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9%）和美国（12%）的三倍。中国从东亚的进口数量超过其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国，东亚的贸易有一半以上发生在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几乎与欧盟处在同一水平。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东亚的地区贸易是市场推动的，而不是地区主义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地区化的副产品，因为东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开放的经济区域。东亚国家是多边和单边贸易自由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地区贸易协定只是到最近才迅速发展起来。这与该地区贸易和投资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是真实的经济力量而不是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导致东亚走向地区化，更不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全球化的对抗性反应。 东亚地区内部贸易不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零部件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在一个庞大的地区生产网络进行加工组装。这个生产网络最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之后，后来由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开始采取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一生产网络急速扩大。在1990年代，外资厂商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出口份额占到中国和东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出口总量的30%至90%。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将其8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它们从亚洲生产厂商那里进口的产品达到了其进口总量的95%。 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紧密联系成为推动地区主义发展的强大力量。地区内各国之间的协议保证了地区生产网络不断扩张所要求的市场开放，同时大大降低了零部件产品自由贸易的关税。地区贸易协议还努力减少了在外国投资、服务贸易和熟练技术工人流动等方面的障碍（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这些都是很难处理的敏感问题），这对于地区生产网络的建立至关重要。因此，地区贸易协议是多边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自1990年代以来，东亚的经济图景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一地区的经济规模巨大，收入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东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地区贸易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东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在不断增长。东亚先是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现在又在进行地区一体化。中国在东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框架相对而言还不成熟，各种特定安排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东亚繁荣 围绕着东亚经济的复苏，很难用传统的理论加以解释，但是通过新国际贸易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可以分别从不同角度做出一定的解释。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通过放松规模稳定收益假设并强调规模经济，就能够用更符合现实的方法来解释复杂的市场。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规模上升后，生产成本将会下降的一种趋势（或者是引入新产品后，产品开发成本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模型建立在新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一新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即使在存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新的理论或许有助于它们采取新的增长战略以应对专业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东亚经济增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和创新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别表现在由商品贸易、货币流动和观念传播推动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之中。国际一体化导致空间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对国内一体化、城市化进程和收入分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管理，那么国际一体化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变化不仅能够通过生产的集聚效应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而且将为更快的技术信息传播提供动力。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管理，那么空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可能引发规模经济的负面后果，如拥挤、污染、社会动荡以及腐败，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投资与增长的资源潜力。 规模经济在东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规模经济的原因之一是产品市场。产量的增加（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会带来效率收益。大生产商能够降低宣传、营销和产品开发等单位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由此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当公司相邻集聚时，它们不仅能够创造出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中间产品市场，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积聚效应）。形成规模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大城市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机会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且他们也更容易了解同类企业的相关信息。 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东亚地区发挥着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南方小城东莞。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年均25%的增长率，经济总量是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并且通过采取良好的公共政策避免了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地缘经济 在经济地理模型中，公司倾向于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获得公司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同时，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公司会尽量靠近客户和供应商。当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市场就会将其他公司吸引到同一个集中地，形成“积聚效应”或者是地理结合带优势。积聚使新公司更容易进入，竞争更加激烈。但是，积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所谓的“灰尘、犯罪和时间浪费”。由于中心城市污染加重、违法案件上升以及拥挤加剧，因而会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和成长。一般而言，城市的数目和功能主要取决于各种很难加以模型化的特有因素。比较清楚的是，港口和交通枢纽往往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一旦确立之后，这些城市会不断扩大。运输成本在决定城市规模及特点方面仍然相当重要。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公司集中所产生的经济积聚效应，以及城市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规模经济对于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特殊意义，中间产品制造企业愿意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同处一地，这样就会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吸引更多的公司落户这一城市。 一个国家如果已经拥有大量的制造行业，这意味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潜在进入机会，供应商更愿意落户到这个国家，这样，初始优势就会不断加强。但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之间无法像在一国之内那样自由流动，因此，成本结构会促进公司从高工资的地区或国家转移到低工资的地区或国家。公司的运输成本越低，它们越不会集中在富裕国家或富裕城市。 这是最初解释东亚地区产地迁移的经济模型的核心观点，后来被形象地比喻为飞雁模式。根据这一模型，一个领先的经济体（日本）开发了新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它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成熟产业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经济地区，而领先经济体则集中发展更为高级和复杂的产业。 这一模型曾被用来解释东亚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发展，它们都逐步获得了日本60年代的成熟产业。飞雁模式的缺陷之一是它集中强调了产业之间的产地转移和相互贸易，而没有解释产业内部的贸易活动。同时，这一模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产业（如服装和纺织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的速度很快，而其他产业（如汽车产业）却相对较慢。这种劳动成本决定论意味着一个经济体会很自然地沿着事先确定的同一轨迹发展，但这只能产生赶超，而不是取代，因此，其中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 贸易与技术 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时贸易总量持续扩张。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和纺织、玩具和体育用品、木制品和纸产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即使中国也是这样。这些产品目前仅占该地区总出口量的15%。而高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如计算机、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增长最为迅速。从整个国际贸易机件类产品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东亚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技术发展可以很好地解释机械产品的贸易变化，它们深刻改变了机械机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方式：规模经济和纵向专业化。机械产品的规模经济存在于行业层面（取决于工程设计），公司层面（如内部的研发能力）以及经济层面（城市的积聚效应）。行业工程人员总结认为，产品领域的规模经济包括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钢铁和药品。恰恰是在这些产品领域，东亚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从另一方面看，诸如木制品、鞋类、皮革制品、服装和纺织品等产品没有出现规模经济的趋势，这些行业的出口份额正好是在不断下降。纵向专业化是指将生产分解为不同部件，然后组合为最终产品的潜在趋势。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在成本最低、多样化和创新水平最高的地方由专业化厂商进行生产，那么最终产品的成本会降低，同时质量也会提高。如果纵向专业化导致在公司外部进行零部件生产，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外包”。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生产，又被称为“离岸”。为了控制成本，离岸生产要求在供应和贸易关税方面降低运输成本。此外，必须保证购买者能够找到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生产商，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 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促进了离岸生产的发展。以前为了保证有稳定的存货供应，纵向一体化的公司通常会收购工厂的生产线。现在由丰田公司开创的精细化生产技术充分强调零部件供应商的创新和高质量，并与发达的物流体系联系起来，从而将存货成本降到最低。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厂商层面、行业层面和经济层面（积聚效应）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同类制造企业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当地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每一家企业自己都进行创新，而且可以在别人创新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形成了离岸生产的趋势。成本优势（如低工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非常关键，这包括有利于外资设厂的友好环境、高效的物流体系，可预期的经济政策（如果对当地投入品征税，那么就会有低关税和关税返还等政策保障）以及发达的服务部门（负责提供零部件运输和配送）。由于需要有诸多因素的支持，因此，在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导整个生产链条。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同时又可以参与和分享整个地区增长带来的各种机会。 离岸生产越来越重要之后，中间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贸易根据总产量的净值来衡量。如果一件产品被运往另外一个国家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然后又被运往第三国完成最后组装，那么这一产品就会在国际贸易统计中被重复计算好几次。这正是当前全球化生产的真实情况。从1992年到2003年，零部件全球贸易总额从4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万亿美元。用一个相对更广泛的定义来概括，中间品贸易占到了全球制造业贸易的30%。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零部件贸易的增长速度要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快很多。在规模经济水平最高的行业里（如电子设备），零部件贸易现在已经占到该行业出口总额的80%。对东亚五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样本公司问卷调查显示，东亚的外包水平要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40%。 如果贸易是由规模经济驱动的，那么这意味着贸易成本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贸易流量发生巨大变化。一些跨国研究认为其弹性系数在2至4之间，这就是说，贸易成本降低1%有可能使贸易总量提高4%。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贸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实际上，自1994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关税平均降低了50%以上，目前仅占进口价值的5%左右。但在拉丁美洲，由于反对全球化，这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关税水平实际上还略有提高。 由于大部分东亚国家拥有良好的港口和基础设施，运输成本占进口价值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低。当然，运输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网络倾向于集中在某一地区，而不会出现在相距更远的国家之间。贸易与距离之间的弹性关系表明8000公里将阻隔90%以上在1000公里之内可以观察到的贸易总量。同样的弹性关系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交往，如持有股票、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例外之一是服务部门的分工贸易，如设计或研究。服务能够通过全球通讯网络进行传输，距离远近对价格影响甚微。但是对于产品流动来说，相邻仍然会带来收益。 当这些因素都发挥作用的时候，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大大增加，而传统经济理论对此很难给出合理的解释。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香港（中国）、韩国和日本在本地区内的进口总量比许多经济模型所预测的数量要高出8到10倍。相对于全部贸易而言，零部件产品的进口贸易更多发生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其他的关键趋势仍然有待研究：传统经济模型无法解释地区性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例如中国。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的进口水平开始大幅提高，由此导致地区贸易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作者工作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