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丁·沃尔夫： 供职《金融时报》已20年、现为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的马丁·沃尔夫是知名经济观察家、评论家，对全球经济的趋势与矛盾常有深刻而独到的见地。而如你将所见，即便是一个全球化吹鼓手，马丁也仍是一个西方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坚定追随者。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新兴市场”的含义被发达国家完全理解了吗？ 马丁·沃尔夫：新兴市场（EmergingMarket）这个词包含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它表明了世界市场的转移，比如像中国市场，兴起得很快，所以我们称之为“新兴”；另一个含义，“新兴”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是一种善意、客气的表示。我们曾经把发展中国家叫作欠发达国家，但是欠发达听起来不好，所以后来叫发展中国家，但是后来又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得并不好，所以我们需要新词来把它们加以区分。“新兴经济体”比“发展中经济体”听起来好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指一回事。但是也需要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新兴经济国家市场总量前所未有的大，它们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所以“新兴”这个词，是很管用的。 我们是否完全理解了“新兴市场”呢？我想经济学家理解了相当一部分，但是仍然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发达国家当然没有为此作好准备。首先，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事情。30年前，没有人会知道中国会完成今天它完成的一切。如果有人在1978年对我说，中国会变成今天这样，我绝对不会相信。类似的，人们也难以在15年前预测今天的印度完成的一切。其次，新兴市场的崛起既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是冲击式的、破坏式的，而已经富起来的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有可能会被这样破坏掉。中国政府经常向人们指出应该往哪里去，可是那不是我们西方的传统。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新兴市场的崛起给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一系列冲击，那么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中诸多的矛盾与不平衡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 马丁·沃尔夫：最迫切的是减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储蓄，也就是如何平衡世界金融体系。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有巨量的储蓄过剩，美国和世界的不平衡问题就不会解决。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不平衡。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体系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不平衡，基本上是两点。第一个是全球劳动力供应大增，从而给发达国家劳动力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个紧张关系怎么解决。另一个就是可利用资源问题。在人们对自然资源需求大增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是当前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当多一部分是新兴市场国家建立的。你对此如何看？你担心它的兴起吗？ 马丁·沃尔夫：我并不太担心。显然，中国现在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必须妥善地处理它们。我想更大的问题可能反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公司去收购一些西欧私有公司，比如俄罗斯或中国的国有公司去收购一些能源、高科技公司。我更关注这些收购以及这些公司和它们政府之间的关系。主权财富基金只是想办法去最大化它们拥有的财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中国政府想用它们的1.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去买GE的话，美国政府是不会答应的。 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它外汇储备的运用效率并不高。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太多细节，我们只知道中国政府把外汇大多都去买了美国国债，现在美元贬值，中国也相应损失了很多财富。所以从投资的眼光来看，中国积累那么多外汇绝对是一个错误。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想借此维持汇率稳定，但这也是一个错误。当然，从更广义的角度，我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控制汇率，理解中国为什么要积累这么多外汇储备，理解它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美国国债，但是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中国得放弃紧盯美元策略，更快地转向更有效率的外汇管理战略。 《中国企业家》：就中国而言，如果想获得可持续发展，你认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干什么？ 马丁·沃尔夫：我想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像我说的，中国需要重新平衡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另外，政府需要提高公共支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比如投入到教育、农村；在国内金融体系加快改革的背景下，对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会更加深入；中国需要有一些世界一流公司，成为商界领导者……这些都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还面临着巨大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挑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率的利用？这就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挑战无处不在，它们将决定中国在下一个二三十年是成功，还是会失败。 《中国企业家》：资本大量地涌入新兴市场，可是对新兴市场来说，有一个培育本土经济与吸引外资的平衡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丁·沃尔夫：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和邻国日本、韩国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更依赖外资推动。我想这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是非常明智的决策，但是相应地，在培育出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公司方面，中国又不如日本、韩国。我也不能确知怎么取得这样的平衡。中国政府好像在扶植那些最好的国有企业，我也不能确定这样是否管用，是否能让它们更有竞争力。因为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的确是相当独特的，没有其他的国家像这么做过。 我的一个假设是——这可能也是最好的希望，就是为外资企业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学习到了商业技巧，然后建立自己的公司，或者转而效力于中国公司，再加上如果你们建立起了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些公司会迅速成长，不但在本地有竞争力，而且其中一些公司还会在全球成为赢家。所以这可以说是跨国公司给你们带来的一个衍生品。但是我并不能确定怎么去完成这个过程。你们是《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许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会很快地推动这个进程。我知道中国人是很富有创业精神的。 《中国企业家》：中国现在向世界输出的大多只是廉价的产品与劳动力，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你认为世界还期待中国向外输出什么？ 马丁·沃尔夫：中国制造现在还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产物，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教育程度和技术程度的提高，中国向外输出的产品一定是更有技术含量的升级产品，就像台湾制造业走过的道路。我不能确定中国将来是否能成一个软件大国，但中国将来的服务业一定会很强。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中国设计”现在也在发力。 《中国企业家》：“中国设计”背后应该是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的价值观，这能被西方认同和接受吗？
马丁·沃尔夫：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很独特，和西方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中国的文化，类似儒家文化会给西方带去多大的影响。历史上，欧洲采用过很多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商品比如陶瓷受到西方人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价值观上中国能怎么样影响西方。我认为西方最终还是比较个人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这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直到现在，中国受西方影响得更多，我想随着时间变化，中国会变得更加民主，更自由，会和我们更像，会更西方化。我认为未来的世界会朝着这个方向变化。 可能中国文化里的“和平”是有价值的，和平的力量会非常受欢迎。 （采访/本刊记者李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