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电视剧 诺贝尔奖落定



 北京时间10月12日1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至此,本年度五项诺奖已名花有主,剩余一项经济学奖的评选结果将在10月15日揭晓

    《财经》记者李虎军 于达维 杨彬彬 黄山等《财经》杂志/总196期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度颁发以来,至今已过百年。1896年逝世的瑞典发明家和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BernhardNobel)生前留下遗嘱,将其巨额资产设立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则一分为五,授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领域内“在前一年中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1968年,瑞典银行增设经济学奖,次年首度颁奖。

  今年,每份诺贝尔奖的奖金总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这比2000年时的100万美元提高了50%,而在百年前颁奖之初,每份奖金约3万美元。根据惯例,每位获奖得主还将得到一枚金质奖章和一份奖状。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111周年之时,颁奖典礼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

  本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和物理学奖,分别关注了生物基因和磁盘存储方面的技术革新。百年诺奖历史中,上述两奖和化学奖一并被归为科学类,较受普遍认同。和平奖及文学奖由于关乎社会政治因素,争议不绝。此次诺贝尔和平奖投向环保领域,获奖者戈尔及IPCC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其争议性和政治色彩有所减弱。

  ——编者

  □本刊记者李虎军 于达维 杨彬彬 黄山 本刊实习记者 李娇/文

  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因打靶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几乎所有生物医学领域——从基础研究到新疗法,使得人类对于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基因打靶终中“靶心”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点30分,70岁的美国犹他大学马里奥卡佩奇(MarioCapecchi)、82岁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会山分校奥立佛史密斯(OliverSmithies)与66岁的英国卡迪夫大学马丁埃文斯(MartinEvans),凭借基因打靶(genetargeting)技术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因打靶(genetargeting),也称为“小鼠中的基因打靶”技术,是指将小白鼠身上一个结构已知而功能未知的基因敲除,然后从整体观察实验动物,推测相应基因的功能。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技术就已经在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的“大名单”中。业内早已经有过共识,基因打靶技术获奖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基因打靶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几乎所有生物医学领域——从基础研究到新疗法,使得人类对于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它使我们对基因功能的认识至少提前了十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邓初夏博士告诉《财经》记者。

  早在1986年,邓初夏赴犹他大学留学,即师从卡佩奇教授。当时,卡佩奇刚在美国《细胞》杂志发表了基因打靶技术的论文,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这一技术的萌芽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卡佩奇设想将老鼠身上一个结构已知而功能未知的基因敲除,然后从整体观察实验动物,推测相应基因的功能。

  虽然这个想法在原则上并没有太大障碍,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从几万个基因中敲除特定的基因,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邓初夏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种设想能够实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拒绝了卡佩奇的项目申请。无奈之下,卡佩奇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自己的其他研究项目中挤出经费来开展研究。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会山分校的奥立佛史密斯也为基因打靶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技术路线与卡佩奇有所不同——卡佩奇采用的方式是人为地让某个基因缺失,失去功能。这就像有一天没人扫地了,大家才会想到清洁工老王的存在。而史密斯则致力修饰已经发生突变的基因,使其恢复原来的功能。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马丁埃文斯发明的胚胎干细胞技术,则为基因打靶技术的具体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为科学家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将胚胎干细胞培育为小鼠,从而最终得到“基因敲除”的小鼠。

  自1989年基因打靶技术在老鼠身上获得实际成功至今,已经有1万多个小鼠基因被敲除。

  预计科学家们将很快实现所有小鼠基因的敲除,从而确定单个基因在健康和疾病中的角色。目前,基因打靶技术已经形成了500多个不同的人类疾病小鼠模型,涉及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化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

  随着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2001年,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拉斯克(AlbertLasker)基础医学奖。由于近半数的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均随后获得诺贝尔奖,该奖项也一直被视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风向标”。

  在三位获奖者中,来自美国犹他大学的卡佩奇经历最具传奇色彩。在他四岁时,母亲就被作为政治犯关进集中营。出生在意大利的卡佩奇不得不在街头或者孤儿院中整整流浪了四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母亲才在街头找到他,然后远赴美国投奔其叔父。

  幸运的是,卡佩奇此后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机会,并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也是一位科学大师——DNA双螺旋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JamesWaston)。

  或许是幼时历经磨难,卡佩奇养成了非常节约的习惯。邓初夏还记得,有一次实验室搬家,学生们认为是眼中的一些“破烂儿”,老师也舍不得扔。

  和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卡佩奇对研究工作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邓初夏回忆说,当时六个学生上他的课程,结果有四人不及格,只有他和另外一位学生过关。攻读博士的六年里,邓初夏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基因打靶”的命中率。在前四年里,他不断遭遇失败,仅电穿透实验就进行了200多次。

  基因打靶的论文发表以后,卡佩奇便声名鹊起,母校哈佛大学也邀请他回去做正教授。但他考虑了两个月后,还是向学生们宣布,决定留在犹他大学。

  生活中的卡佩奇却并不古板。和很多意大利人一样,他一生酷爱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直到60多岁,他还流连在绿茵场上,并且自愿给女儿学校的足球队做教练。邓初夏记忆深刻的是,在其攻读博士期间,他的导师每天中午都要跑上8英里。

  刚刚过去的10月6日,恰是卡佩奇70岁生日。他拒绝学生和同事们祝寿,理由是那样会让人觉得他要退休了,而他至少要干到79岁。如今,他或许等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化学奖

  埃特尔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铁为何会生锈、燃料电池如何工作以及汽车内催化剂的原理等,甚至还可解释地球的臭氧层何以遭到破坏

  “表面文章”的奖赏

  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生日礼物了,10月10日,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在他71岁生日时,独享了2007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自然科学奖项——化学奖。

  从事表面化学研究的化学家获奖,令业内人士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过去几年中,与研究生命过程相关的化学方法一直受到诺奖青睐。200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授予了在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RogerKornberg)。

 在看似传统的表面化学领域,埃特尔的工作却无愧于殊荣。他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铁为何会生锈、燃料电池如何工作以及汽车内催化剂的原理等,甚至还可以解释地球的臭氧层何以遭到破坏,更与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发展休戚相关。

  由于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表面化学上世纪60年代开始萌芽——因为只有了解到物质表面化学反应的具体细节,才可以采取措施来有效地控制其过程。

  作为首批意识到该新技术潜力的科学家之一,埃特尔逐步建立一种表面化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实验过程所产生表面反应的全貌。借助先进的真空设备的帮助,利用这种方法,可以观察金属上原子和分子级别的行为,进而测定何种元素能够被放入系统。

  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说奠定了现代表面化学的科学基础。埃特尔提出的方法,后来在学术和工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格哈德埃特尔1965年从慕尼黑技术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是柏林马普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Fritz-Haber-InstitutderMax-Planck-Gesellschaft)名誉教授,并于1986年至2004年担任该所所长。埃特尔同时兼任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办的《催化学报》顾问。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项的最终尘埃落定,一个老话题似乎又在困扰着中国人——我们距离这项科学界的至高荣誉还有多远?

  以化学领域为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单纯就硬件而言,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条件和水平,与2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一些研究单位的科研仪器数量和先进性,甚至已经达到和超过了发达国家中高水平研究机构。

  但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何圣贵指出,中国在科研仪器的研发、制造和管理运作方面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甚远。更值得忧虑的是,为了迎合中国国内特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很多仪器都被用来从事一些缺乏难度和深度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另一位研究员则对《财经》记者表示,诺贝尔奖是科学积累和深入研究的自然结果,并不是集中突击的产物。“对诺贝尔奖的过分关注以及片面追求论文影响等,没有使我们离诺贝尔奖更近,反而是更远了。”

  物理学奖

  一次“好奇心导致的发现”引发了磁盘存储技术的革命。计算机硬盘的容量从几十兆、几百兆,一跃而提高了几百倍,达到几十G乃至上百G

  硬盘的荣光

  在将2007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授予69岁的法国巴黎大学阿尔伯特费尔特(AlbertFert)和68岁的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的彼得格伦博格(PeterGrünberg)时,评审委员会称,这是一次“好奇心导致的发现”。

  但是,巨磁电阻效应(GMR:GiantMagnetoresistance)的发现和应用,事实上引发了磁盘存储技术的革命。计算机硬盘的容量从几十兆、几百兆一跃而提高了几百倍,达到几十G乃至上百G(1G等于1024兆)。

  一度被光盘超越的硬盘储存技术,又重新夺回了自己的领先位置。在每一台笔记本电脑中,都流动着这个物理效应的“幽灵”。

  磁盘存储技术的原则,是利用每个存储点上的磁场方向代表二进制的0或1,要读取这些数据,需要电极扫过这个磁场;由于磁阻效应,磁场会引起电极电阻的改变,从而改变电流的强度,电极输出电流的高低,就代表了0或1。

  在磁场作用下,磁性金属内部电子自旋方向发生改变而导致电阻改变的现象,被称为磁阻效应。这种效应,早在1857年就被英国的开尔文勋爵发现。不过,这种改变的幅度并不大,通常只在1%-2%。因此,在巨磁阻效应被发现之前,存储数据所需要的磁场要保持一定的强度,数据点不能做的太小,磁盘容量受到很大限制。

 1988年,法国巴黎大学的费尔特教授和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的皮特格伦博格各自独立发现,在铁、铬相间的多层膜电阻中,微弱的磁场变化可以导致电阻大小的急剧变化,其变化的幅度比通常高十几倍。其中,费尔特观察到50%的变化,并把这种效应命名为“巨磁阻效应”。

  由于膜厚度不同,格伦博格所观察到的变化较小,达到10%。但他最早看到这种技术的应用前景。在发表论文的同时,格伦博格就申请了专利。获奖后,他在接受德国一家电台采访时说,业界对这一发现的反应还是慢了点。

  对于科学界而言,1988年的这一发现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在开尔文勋爵发现这一效应之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人们一直认为磁阻效应很难有改进的空间。

  20世纪90年代,许多科学家又在铁/铜,铁/铝,铁/金,钴/铜,钴/银和钴/金等纳米结构的多层膜中观察到了显著的巨磁阻效应,巨磁阻多层膜开始在高密度读出磁头、磁存储元件上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

  到1994年,IBM的研究员斯图尔特帕金(StuartParkin)终于根据这一物理原理,研制出新型的读出磁头,将磁盘记录密度一下子提高了17倍,达到5G比特/平方英寸,从而在与光盘的竞争中重新处于领先地位。

  在科学界看来,虽然这一发现颇有些“无心之得”的意味,但也并非偶然。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中林对《财经》记者表示,费尔特和格伦博格的发现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纳米技术的进步——真空环境中制造几个原子厚的金属薄膜成为可能,这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

  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介绍中,瑞典皇家学会也指出,巨磁电阻效应(GMR)应该算是纳米技术在现实中最早的应用。

  在王中林看来,巨磁阻效应从被发现到被广泛应用,只用了六年时间,是他印象中应用最快的一个。

  “像以往我们用的录音带,是磁带和磁头相互作用,接触面积太大,读写都不快。用上磁电耦合后,读的速度非常快,可以用最大的密度和最小的单位面积存储数据,这对后来计算机和移动电子设备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王中林说。

  商用巨磁阻磁头自1997年问世至今,每年超过10亿个使用这种技术的硬盘和MP3涌入市场,这一技术也给IBM带来了上百亿美元的收入。

  由于这一发现的轰动效应,费尔特和格伦博格已经多次共同获奖。1994年和1997年,两人先后分享了美国物理协会新材料JamesC.McGroddy奖、欧洲物理协会颁发的惠普欧洲物理奖。2006年和2007年,又一起获得了沃尔夫物理奖和日本奖。

  2006年9月6日公布的2006年汤姆森科技桂冠奖(ThomsonScientificLaureates)名单中,艾尔伯特费尔特和彼得格伦博格又赫然在列,而这被普遍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预演。一年后,预想变为现实。

  现在,IBM研究员帕金又在致力于将巨磁电阻效应(GMR)技术衍生的TMR(隧道磁阻效应磁金属/半导体多层膜)技术和自旋电子学(Spintronics)应用于MRAM技术,以取代目前计算机随机存储器(RAM)中所使用的DRAM技术。

  由于利用磁场存储数据,MRAM不像用电容储存数据的DRAM那样,会在关闭电源后会导致数据丢失,日后的计算机将不需要在开机后等待将系统程序从硬盘调入缓存,而像电视机一样,即开即用。

  对技术应用作出巨大贡献的帕金,此次被瑞典皇家学会排除在诺奖之外,而此前三人已两度共同获奖。

  “此事确实值得商榷。”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纳米尺度科学工程中心主任罗伯特哈登(RobertCHaddon)对《财经》记者表示。王中林教授也表示,“工业化应用也是这个发现的重要部分,否则它的影响会非常有限。”

在巨磁电阻效应之后,人们普遍预测,靠电子自旋方向而不是磁场方向来存储数据的自旋电子学(Spintronics),将掀起存储技术下一轮革命。这一领域是否会诞生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仍是未知数。

  文学奖

  以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化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

  女性经验放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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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两年后,瑞典文学院再次选择英国作家,再次把这一桂冠赠予女性作家。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7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88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获得了这一殊荣。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如此表述:“这个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像力,对一个分裂的文化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

  莱辛1919年生于伊朗。她的父亲是一名不乏浪漫气质的银行职员,在莱辛5岁的时候,他仅仅因为厌倦了“虚幻的”商业生活,就携带全家移居到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赞比亚罗得西亚农场。

  不过,田园生活并未给他的家庭和孩子们带来安定。在30岁之前,莱辛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贫困、疾病和背叛中度过的。她15岁就因眼疾辍学,次年开始工作,先后做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

  一度,她曾经热衷于参加政治运动,并加入了共产党。成年后,她先后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并生育了三个孩子。1949年,莱辛两手空空回到祖国,伴随她的只有幼子和一部小说草稿。

  1950年,莱辛发表名为《青草在歌唱》的小说,一举成名。之后,她陆续创作出版了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和《四门之城》(1969),完整展现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女性的一生。

  1962年,莱辛出版了她最为出色的代表作《金色笔记》(TheGoldenNotebook)。小说主人公是离异的职业女作家安娜伍尔夫,在男友弃她而去后,一度陷入崩溃,后来从与新房客的鱼水之欢中找到生活的乐趣。但是当新男友试图控制她的时候,她又决定远离。从主人公面对新旧传统、婚姻与性爱、社会与政治的艰难困境中,不难看出作者自己的挣扎和思考。

  《金色笔记》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评论家将它与法国知名女权作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相提并论。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小说恰恰表明了莱辛“反女权主义作家”的身份。针对各种解读,在1971年的再版序言中,莱辛自己回应说:“就妇女解放这一论题,我当然是支持的……(但)我觉得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的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假如能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微不足道、离奇古怪。”

  由于作品主题的庞杂,莱辛一生被贴上了各种不同的标签,但是她自己并不接受这些标签。她虽然被普遍认为是继伍尔夫之后英语世界最为杰出的女作家,但在和登门拜访的记者交流时,80多岁高龄的莱辛仍然固执地表示:“我依旧是原来的我,还是老样子。”

  近20年来,莱辛一个人生活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山岗上,并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1994年,她推出了两卷本的自传《我的皮肤之下》(UnderMySkin)和《行走在阴影中》(WalkingintheShade),书中她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其后,她又先后推出了《又来了,爱情》等多部作品。1998年起,中国曾多次翻译出版她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金色笔记》《简萨默斯的日记》《又来了,爱情》等。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莱辛的名字就屡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上,却总是失之交臂。今年,莱辛再获提名,不过并非热门人选。之前,媒体和评论家们最为看好的是68岁的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以及以电影《人性的污点》为中国读者熟知的美国作家菲利浦罗斯。这一次,瑞典文学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选择。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丽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莱辛及其作品,她认为,瑞典文学院的获奖理由肯定了莱辛在“表述女性经验”方面的成就,可以说,准确把握到了莱辛创作的精髓。

  和平奖

  戈尔和IPCC从181名和平奖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代表着对抗气候危机来自个人和组织层面的努力

  从副总统到环保明星

  继孟加拉“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去年获奖以来,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再次将天平向发展的主题倾斜。

  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因唤起公众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意识方面的贡献,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政治色彩的减弱,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或将再次拥有一个争议性较小的评选结果。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环保危机,已成为今年以来多项全球会议的核心议题。而此次从181名和平奖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戈尔和IPCC,分别代表对抗气候危机来自个人和组织层面的努力,其突出贡献当属众望所归。

  戈尔在获奖后表示,气候危机不属于政治事件,而是对人类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挑战,这次获奖也是提升公众对气候关注的极好契机。他还表示,将把分得的奖金全部捐献给气候保护联盟——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非盈利性的组织,以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

  1993年—2000年,戈尔曾出任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副总统。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戈尔与现任总统布什围绕佛州计票发生戏剧性争执,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布什获胜。

  不过,戈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主题堪称先知先觉者。上世纪70年代末,戈尔尚是一名子承父业的联邦众议员时,就曾负责召开美国国会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影响方面的听证会。作为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他还主持了1978年—1979年间关于有毒污染物的听证会,以及80年代关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暖的听证会。

  1994年“地球日”,戈尔发起一项全球性环保行动,旨在通过互联网向在校学生提供环保教育,促其加深对周边环境变化的认识,同时利用项目向科学家提供研究数据。

  担任副总统期间,戈尔力促克林顿签署了旨在强制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虽然基于现实的考虑,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其中大部分内容。

  2000年大选失利后,戈尔将主要精力投入预防和对抗全球变暖的事业中。为此他周游世界,如传教士一般宣扬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效应,呼吁政府和公众立即采取行动避免环境恶化。

  2006年5月24日,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首映,银幕上的戈尔不再是过去刻板严肃的政治家,而是以地球村普通公民的身份,娓娓讲述全球变暖将令人类家园遭遇毁灭性破坏。这部由戈尔投资和亲自出演的纪录片出乎意料地获得高票房,并赢得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

  “气候变化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戈尔在颁奖仪式的简短致辞中说。

  今年2月,戈尔到多伦多大学进行一次关于全球变暖的讲演,票务销售网站在数分钟内就因疯狂的点击量而崩溃,足见这位政治家已成广受追捧的环保明星。

  至于IPCC,这个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共同成立的委员会,目前已成为对抗全球气候危机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机构。

  成立至今,IPCC已出具四份评估报告,为气候变化这个复杂的科学问题,提供了成因、潜在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可能对策等客观的信息来源。

  其中,1990年发表的《第一次评估报告》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促使联合国大会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5年发表的《第二次评估报告》,则为《京都议定书》的会议谈判做出贡献。

  今年2月,IPCC第一工作组(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工作组)推出有关气候变化物理学基础的报告。报告称,委员会“非常高度地确信”(veryhighconfidence,即有90%的可能性),自1750年来的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原因之一。从而对相关命题的怀疑者作出科学的反驳。

  由于IPCC的权威性,类似戈尔这样的环保人士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影响布什政府一改以往消极的立场,转而承认人类活动同全球变暖之间存在的联系,制订减排的长期计划。

  根据诺贝尔遗嘱,和平奖颁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个人”。该奖项由瑞典邻国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颁发,该委员会成员则由挪威议会任命。

  近年来,诺贝尔和平奖不再局限于既往的和平概念,转而关注有关人类发展和安全这一更大范围的概念;颁奖对象也从个人扩大到了组织和机构,这令其争议性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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