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

 茅于轼: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


“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

    作者:口述/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93年退休后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前不久,兰州市物价局对该市涨价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价,我觉得这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表现,是在破坏市场。兰州物价局的人是想讨好老百姓,真要这么干,兰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减料呗。

  都改革了30年了,还有这样的笑话,都是自以为比市场聪明的人干的。人总是自大狂,认为市场是盲目的,我比市场看得清。现在国家也认为可以修正市场的毛病,所以干预市场。毛病是可以修正,但问题是谁来修正。是你还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开始挨整,说的就是这些事。1956、1957年,市场上已经买不着肉和鸡蛋了,我就说为什么不涨价?涨了价就买得到了嘛。我是反对管制经济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市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买得到,不过可能贵点儿。如果你把市场破坏了,有钱也买不到。

  1968年,据说有一个机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样透明干净,说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迁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儿被剃了光头。我当时在铁道研究院,院里一起被赶出北京的有12个人。

  于是,我在大同机车厂待了10年,境况还不错。在农场劳动了两年,剩下时间都在做技术工作。先是参与搞燃气轮机,后来借调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铁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学理工的,对最优化理论感兴趣。最优化在数学上叫数学规划,管理上叫运筹学,我学得都很起劲,从这些东西慢慢就到了经济学——它的本质就是最优化问题,怎么能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多的财富。

  1982年,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当时,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锋的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代表人物,如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张维迎也发了言,他那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

  我们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有很大的斗争的。现在大家都说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谁敢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你来个市场要自由,既没计划也没比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冒好大风险的,赞成私有化,发展个体经济,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地反。现在都开公司,私有化了,那个时候谁敢?马路上摆个摊儿都不行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冲破了重重障碍,当然不光是经济学家的作用,主要还是邓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经济学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来越懂得自由经济的意义,这个斗争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写文章说,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当初你们都是反对搞市场经济的,反对得很厉害,什么帽子都给戴过。你说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没有一个搞公有制的,这是从经验上看,理论上也是完全能证明的。

  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财富是这么创造的。计划经济算不出来怎么最优。

  近年来,改革引发的诸多不满集中显现,“主流经济学家”被指责“与利益集团结盟”,从而招致主要来自互联网的严厉批判,茅于轼因为主张“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也被牵扯其中。

  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没有人了,他的学说到他为止。不是没有人研究,是没有新的发展新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不是建设的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没了人权,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说主流经济学家跟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情况可能存在,但我很难举出实际的例子来。

  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也没感觉有暴富的可能。(夫人插话,人家开价高,你是拒绝了)最近有人出10万块钱,要求以天则所的名义发表一个报告,我们商量之后没有同意。刚出现独立董事的时候,好多公司请我当独立董事,年薪少则几万,多的几十万。我没有一个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它的要求,要懂会计、懂法律,我不懂,不符合要求。他们挑我并不是因为我懂会计懂法律,是因为我有点名声,对他们品牌上有帮助。很多经济学家是接受的,很轻松,没什么事儿干,拿现钱。我不这么想,不干活拿的钱,特别得小心,拿了要出毛病的。

  我没有炒房炒股。我也不是看不准,我能看得准,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事儿。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涨,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都做得不太好,我不愿意投资给它们。

  1993年,我从社科院退休之后,做了三件事,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小额贷款项目已经发放了25万元给有创业冲动的农民工,如果能回收,我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曾经发了个正式文件给我,要我关掉临县的小额贷款。我回信说,我没让任何人受害,有很多人受益,为什么关我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天则所成立10周年的时候,茅于轼著文写道:“究竟什么事对社会和人类有益?我想用温和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保障人权应该大致不错,符合这一目标的活动也大致不错。然而追求自由和人权可做的事很多,我们只能选择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事来做,即属于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而且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不见得能够立竿见影,它影响的面首先是知识界,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师生,然后是企业领导和政府干部,最后普及到一般群众。虽然这个过程很间接,但是这确实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现在一个星期去两次天则所,还有双周论坛。富平学校、小额贷款也都要过问。写作量也很大,我每年可以出一本书。晚上上网收邮件、回信,有的请我帮他们找资料。(夫人插话,都是不认识的人)人家抱着希望来找我,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

  (采访并整理/本刊记者刘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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