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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
作者：口述/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93年退休后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前不久，兰州市物价局对该市涨价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价，我觉得这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表现，是在破坏市场。兰州物价局的人是想讨好老百姓，真要这么干，兰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减料呗。 都改革了30年了，还有这样的笑话，都是自以为比市场聪明的人干的。人总是自大狂，认为市场是盲目的，我比市场看得清。现在国家也认为可以修正市场的毛病，所以干预市场。毛病是可以修正，但问题是谁来修正。是你还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开始挨整，说的就是这些事。1956、1957年，市场上已经买不着肉和鸡蛋了，我就说为什么不涨价？涨了价就买得到了嘛。我是反对管制经济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市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买得到，不过可能贵点儿。如果你把市场破坏了，有钱也买不到。 1968年，据说有一个机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样透明干净，说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迁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儿被剃了光头。我当时在铁道研究院，院里一起被赶出北京的有12个人。 于是，我在大同机车厂待了10年，境况还不错。在农场劳动了两年，剩下时间都在做技术工作。先是参与搞燃气轮机，后来借调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铁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学理工的，对最优化理论感兴趣。最优化在数学上叫数学规划，管理上叫运筹学，我学得都很起劲，从这些东西慢慢就到了经济学——它的本质就是最优化问题，怎么能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多的财富。 1982年，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当时，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锋的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代表人物，如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张维迎也发了言，他那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 我们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有很大的斗争的。现在大家都说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谁敢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你来个市场要自由，既没计划也没比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冒好大风险的，赞成私有化，发展个体经济，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地反。现在都开公司，私有化了，那个时候谁敢？马路上摆个摊儿都不行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冲破了重重障碍，当然不光是经济学家的作用，主要还是邓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经济学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来越懂得自由经济的意义，这个斗争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写文章说，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当初你们都是反对搞市场经济的，反对得很厉害，什么帽子都给戴过。你说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没有一个搞公有制的，这是从经验上看，理论上也是完全能证明的。 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财富是这么创造的。计划经济算不出来怎么最优。 近年来，改革引发的诸多不满集中显现，“主流经济学家”被指责“与利益集团结盟”，从而招致主要来自互联网的严厉批判，茅于轼因为主张“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也被牵扯其中。 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没有人了，他的学说到他为止。不是没有人研究，是没有新的发展新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不是建设的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没了人权，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说主流经济学家跟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情况可能存在，但我很难举出实际的例子来。 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也没感觉有暴富的可能。（夫人插话，人家开价高，你是拒绝了）最近有人出10万块钱，要求以天则所的名义发表一个报告，我们商量之后没有同意。刚出现独立董事的时候，好多公司请我当独立董事，年薪少则几万，多的几十万。我没有一个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它的要求，要懂会计、懂法律，我不懂，不符合要求。他们挑我并不是因为我懂会计懂法律，是因为我有点名声，对他们品牌上有帮助。很多经济学家是接受的，很轻松，没什么事儿干，拿现钱。我不这么想，不干活拿的钱，特别得小心，拿了要出毛病的。 我没有炒房炒股。我也不是看不准，我能看得准，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事儿。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涨，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都做得不太好，我不愿意投资给它们。 1993年，我从社科院退休之后，做了三件事，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小额贷款项目已经发放了25万元给有创业冲动的农民工，如果能回收，我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曾经发了个正式文件给我，要我关掉临县的小额贷款。我回信说，我没让任何人受害，有很多人受益，为什么关我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天则所成立10周年的时候，茅于轼著文写道：“究竟什么事对社会和人类有益？我想用温和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保障人权应该大致不错，符合这一目标的活动也大致不错。然而追求自由和人权可做的事很多，我们只能选择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事来做，即属于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而且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不见得能够立竿见影，它影响的面首先是知识界，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师生，然后是企业领导和政府干部，最后普及到一般群众。虽然这个过程很间接，但是这确实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现在一个星期去两次天则所，还有双周论坛。富平学校、小额贷款也都要过问。写作量也很大，我每年可以出一本书。晚上上网收邮件、回信，有的请我帮他们找资料。（夫人插话，都是不认识的人）人家抱着希望来找我，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 （采访并整理/本刊记者刘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