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0年代，为救济陷于停滞的农村金融，中国银行业掀起了一场“以集中之资金，散而还诸内地”的救亡运动，曾有交通、金城、中国农民、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中南、大陆、四行会、国华、新华等10行共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集中力量合放农贷的壮举。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银行积极向农村放款，既是积极开拓放款渠道、力求创新的表现，同时也带有一定公益性质，充分体现出银行业对服务社会、复兴农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复兴农村”运动
1930年代，农村金融枯竭与城市资金淤积同时出现在中国。 一方面，农村的经济衰败至极点。清末起，中国战乱频仍，外辱迭至，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外国经济势力的侵袭下，农业百受摧残，不仅要承受种种苛捐杂税的盘剥，还面临着进口农产品倾销的压迫。进入1930年代，农村经济凋敝与农民生活贫困日趋恶化，甚至出现农民典妻鬻子的惨状。面对全民一贫如洗、地价日趋下落，高利贷者都裹足不前，唯恐连本钱也要搭进去，典当业也日益萧条，连私人放钱、房屋田产买卖都成了鲜有的金融活动。整个农村告贷无门，金融流通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另一方面，城市里则淤积了大量的资金。城市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资金大量向城市集中，银行吸收的存款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放款方面，受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国内工商业也趋向萧条，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风险陡增，一般商业银行开始争相投资地产和公债以博厚利。然而好景不长，沙、丝、水泥、面粉、火柴等工业都濒于危机，地产也因此一蹶不振，一味的投机势必增加城市的金融恐慌。同农村的告贷无门一样，银行的存款膨胀同样是一种恶性循环。各银行开始寻找资金运用的新途径，试图在放款业务上做出新的尝试。 举国上下都认识到，设法救济农村已成为当务之急。农为百业之本，内地农村破产与城市本身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前途；而如果淤积在城市中的资金没有正当出路，很可能会掀起投机狂潮，扰乱金融安定。因此，设法使资金从城市流向内地农村，不仅是救济农村的基本方法，同时也关系到银行界资金的出路和自身的前途。在此背景下，银行界做出了向农村“输血”的尝试，号召“以集中之资金，散而还诸内地”，开始了一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运动。交通银行、金城银行是这场运动的典范。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3月4日，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家全国性大银行。伴随着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政权的更替，交通银行的机构、人事、业务方针迭有变迁，业务发展也时有荣枯。1927～1937年间，交通银行存款总额共增加49413万元，是1926年的8倍，资金淤积现象严重。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交通银行条例》，特许其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行开始担负起复兴农村、巩固国民经济建设基础的特殊使命。面对农村破产，举国上下极力关注救济农村的时局，交银选择了以辅助进行农村投资、健全农村合作放款来寻求资金的出路。1934年春季，交行参与中国农民、浙江兴业、上海、金城五行合作，直接贷款于农村。其农业放款也发展迅速，放款数额从1932年底的329.6万元上升至1936年底的4870万元，增加了13.77倍，占放款总额的35.42%。其中对棉花的放款最多，占农产放款的一半以下，此外还包括盐、米、麦、豆、杂粮、丝茧等，均占有相当比例。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5月，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北四行”中的主要支柱，在北方金融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金城银行成立初期便得到了交通银行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交行通过在天津金城总行内设立一个分库，便利了金城资金的融通，有利于金城业务的开展。此外，金城还依靠与交通银行分做汇兑业务，代交通银行出售日金，附在交通银行名下托铸银圆，从中取利，增加了声誉和实力。金城银行在创建初期就积极拓展业务范围。1927～1936年间，金城的存款总额曾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位居私营银行的首位。1937年6月抗战前夕，它的纯存款总额达到15900万元，比1917年增加38.3倍，比1927年增加了3.5倍。在农村改良运动和“农村复兴”口号下，该行选择了开拓经营农业贷款的新业务。 金城银行从事的农业放贷活动多以北方为中心，通过合作生产贷款、运销放款、合作凿井贷款、仓库押款等方式进行农贷。1934年起，其农业放款数额从1928年的34万元，到1934年猛增至244万元，1935年达到历年最高额，为675.3万元，较上年增加了177%。至1937年上半期止，农业放款额达202.9万元，比1928年上升490.1%。 并举齐施 ■合办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 1934年3月，金城银行联合南开大学、平民教育促进会，组建华北农产改进社，嗣复有清华、金陵、齐鲁三所大学加入，拟从棉业上试着手发放棉农贷款。改进社设研究、实施两部，并在定县、无极、南宫等九县分设办事处，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四种贷款，兼从事于棉种质量试验与改良、棉农知识启迪、技术训练、人员培训、运销机构设置及指导组织合作社。 金城银行和华北农产改进社订立放款协议，议定了双方调剂华北农村经济，改良农业产品的条件与措施，主要包括：依照改进社的需要提供青苗放款、农产品押款、运销垫款、押汇的资金；各项放款的调查、保管、检验等手续，由改进社遴派专员负责办理，以改进社名义进行，其收付款项由金城派人加以管理，以银行的名义进行；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月息1分，最低不得少于月息8厘5毫，由改进社考察各地现状，依照调剂金融原则酌量规定，通知银行；放款期限由金城按地方情形随时酌定，但最多不得超过6个月；改进社解放各项贷款，金城允许按放款性质在利息所得项下酌提若干，作为改进社的手续费用，等等。 1936年，改进社低利放款共100余万元，贷出优良棉种约1.5万余担，各区棉农清贷者达2.8万余户，推广棉田41万余亩，计产皮棉20万担，实收总额300余万元，棉农实际收益增加。此外，金城银行与改进社合作办理运销棉花事宜，通过代棉农运棉到天津，托通成销售或代通成收买的方法收购和运销棉花，除每担通成收取手续费5角外，余利悉归棉农。 ■参加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 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治委员会为推广优良棉种，挽回棉业贸易，在河北、陕西、河南、山西等省设立了棉产改进所，指导农民种植改良棉种，并组织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交通、金城银行联合中国农民、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共同代办生产、运销、利用三种贷款，总额近百余万元。在合放农贷的基础上，1935年，以“集中力量，投资农村，改良生产，调剂农村金融”为宗旨，交通、金城银行会同中国农民、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中南、大陆、四行会、国华、新华等10行，共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仍以棉花产销为贷款对象，由各行认定贷款资金，扩大农村贷款。其中，交通、金城两行各承担50万元，交通银行在河南设立区办事处，金城银行在河北设立区办事处，负责承办该地一切贷放事项。银团放款采取借款的全体社员对于所借款项负连带责任的方法，对农民合法组织内容健全的棉花产销合作社贷放生产利用运销各款。交通、金城两行的贷款利率均为月息9厘。借款顺序为：合作社每次借款前1个月向银团领取借款申请书，依式详细填写，交送银团在各地设立的区办事处，转送总办事处审核。总办事处派人员复查后，经审核认可，发给核准通知书。借款合作社凭核准通知书，到所在地银行区办事处办理借贷手续。 成立的两年中，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35年各区放款总计达81.46余万元，直接贷放的合作社达35所。1936年，贷款区域又增加安徽一省，贷款种类增加米、麦储押放款一项，各区共放款70.29余万元，直接贷放合作社增加至333所，并有农仓7所。■自办农贷 1934年，交通银行开始自办农村贷款，从陕西着手进行，通过在西安渭南等处设立的分支机关，与陕西农业合作事务局商定合约，承放该局在大荔、朝邑、咸阳、兴平、武功等五县所的农村互助社劝农贷款，共约8万元，开启了自办农贷的先河。1935年秋，在收回上述互助社贷款后，交行重新与农业合作事务局协定合同，指定在五县区域内，贷款予该局指导农民所组织的无限责任信用合作社，贷款总额超过了35万元。 交行对五县农村无限责任信用合作社的放贷，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贷款皆带有辅助生产的性质，均按照该社社员切实需要，经农业合作事务局的介绍，结合银行本身的调查，不断增大贷放数额。1936年秋，陕西农业合作事务局为适应农民的需要，特别在咸阳、大荔两县就已有的信用合作社加以指导，组织成立合作社联合社，采取保证责任制，办理棉花运销业务，继续由交行承放运销贷款。此后，交行陆续在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等地通过农村合作事业，办理农村贷款。 为辅助茶农生产，复兴茶叶贸易，发展农村特产，1936年春，交行联合安徽地方银行，与皖省府建财两厅、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祁门茶叶改良促进委员会所设立的祁门茶叶改良场，共同协定合约，在祁门产区设交行临时办事处，办理祁门红茶产销合作社贷款，发放生产贷款数额12.6417万元，运销贷款数额17.2744万元，开始了交行直接贷款于茶农的创举。 1936年秋，交行又与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划定武宁、修水、静安、奉新、高安、清江、上高、宜丰、万载、泰和、万安、遂川、南康、赣县、信丰等15个县为共同贷款区域，贷放总额定为100万元，交行与合委会各半，涉及生产、供给、运销、信用等贷款种类。 广东等地丝织品向来发达，但丝价惨落，农民经济地位衰落。应广东省政府财建两厅特约，交行于1936年秋与广东省银行合作，在顺德县试办织家贷款。并由广东建设厅蚕丝改良局，及全省蚕业改良实施区总区指导织家组织合作社，交行与广东省行各半，对合作社进行贷款。所有一切贷放手续，统由交行广州支行办理，并进一步拟定办理辅助蚕农生产贷款与兼办丝茧抵押贷款，以此推动广东丝叶的振兴。 1936年冬，交行又在浙江省办理农贷。通过与浙江省建设厅协定合约，划定嘉兴、嘉善、平湖、海宁、海盐、杭县、崇德、桐乡、富阳、新登等10县为共同贷放区域，以建设厅指导农民组织的各种合作社为对象，开始放贷。 ■参加农本局 为了调整农产品和流通农业资金，发展全国农村经济，1936年6月，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联合国内各银行，组织了农本局。30家银行认定金额，其中交通银行认定65.1万元，金城银行认定51.8万元。其业务分为农产品和农资两部分，向合作社发放抵押贷款和保证贷款，并举办农业仓库和农产品的储藏运销业务。这标志着农贷开始以农本局为中心，在统一的政策和计划下，积极推行。 多解答案 1930年代交通、金城银行对农业救济的举措，在为自身资金寻求出路中逐步适应了农村的时代需要，走上了一条“资金归农”的道路，即通过提倡农村信用合作社，辅助农民办理合作事业，以调剂农村金融，辅助农业生产，改善农产运销，增进农民收益。其举措逐步酝酿、成熟，农村放款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从各行自身的零星活动演变为与政府、金融界通力合作，从银行资金运作的一种尝试走向积极推行资金归农的目标。纵观两行参与农村救济活动的成效，从其农贷的性质、投资范围、经营策略、途径、放贷数量等不同角度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很难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来盖棺定论。 例如，交通、金城两行的农业放款在当时的华资银行中是比较突出的，其放贷的规模、措施、途径都在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但即便如此，1934年两行农贷占其放款总额的比例仍微乎其微，交通银行占0.04%，金城银行占0.35%。 又如，两行的农村放款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江西、陕西、浙江等富庶肥沃、有利可图的地区，在穷乡僻壤则裹足不前。在这些省份内，又以较为发达的区域为主。比如对陕西的农村投资就集中在关中地区交通便利或水利兴办的各县；而灾情严重，较为落后且农村破产尤甚的地区则寥寥无几。再者，两行为数有限的资金进入农村后，主要通过合作社等组织办理放款事宜。这种农贷途径决定了不少放款会落入地主、富农的手中，助长了封建势力假手合作社借得贷款，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即使放到农民手中的款额，也要经过层层叠叠的保证制度，并要求在短期内归还。这样苛刻的条件，使得农民借到钱后，很难将钱用到改进农产尤其是见效期较长的生产项目下，同时由于金额过小，也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用钱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农民为归还贷款，甚至要卖地、当押的情况。使得人们对其放款成效感到失望-这到底是在放款济农，还是在以高利贷谋利？ 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交通、金城等银行在涉足农贷时出现了种种流弊，但两行毕竟力求挽救农村金融破产，缓解了农村金融枯竭程度，同时对中国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给予了不可低估的助力。 银行之所以逐渐放胆向农村注入资金，是借助于合作社这条把资金由城市引入农村的主要渠道。通过这条渠道，银行扶植农业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首先，缓解了中国农村破产加剧和严重缺乏资金的矛盾，及时解决了一些农民所缺的资金。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村高利贷事业，但当时农民借高利贷发展生产是非常普遍的事，且银行的贷款利率大大低于高利贷利息，因此利大于弊。 其次，银行通过在放贷区广大的合作组织进行农业放款，对扶助农业工作，推动农村机构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组织合作社的过程中，合作社员得到培训，农民的知识水平得到提高，并指导农民推广及改良农种，这也推动了中国农村的近代化过程。最后，合作事业是银行推行农贷行之有效的农业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为现代的农村发展农业金融提供了较好的借鉴。由于合作社对社员的贷款资格、贷款用途等作了严格的规定，合作社的社员对于贷款的风险是共同承担的，从而有效地保障了银行贷款的归还。 受诸多因素影响，放贷于农村虽是应对农村金融严重枯竭和城市资金过渡膨胀的可行选择，但这种选择本身带有很大的风险。在全国农工商发展极不景气的环境下，这是否是一条有效、安全、能盘活过剩资金的新途径，尚是个未知数。在多变的政治时局中，交通、金城银行在农村资金投放中收益并不乐观，有时甚至面临亏损的情况，因此其农贷业务既是银行积极开拓创新的表现，同时也带有一定扶贫济困的公益性质。这一业务的迅速发展显示出交通、金城等银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自身调剂农业使命的重视，也体现了两行“服务社会”的经营方式与“复兴农村”的责任感。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协助供稿) 文/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