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宁向东
董事会可以成为独立的权力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傀儡。
多年来，我一直将公司的权力形态分为“股东中心模式”和“董事会中心模式”两大类结构，并一直试图理解这两种模式相互转化的条件，或者说区分两种模式的界限。我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企业是在创始人或其家族的控制下运行的，而董事会常常是仅作为法律所要求的必要机构而存在，它根本就不是也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决策机构？即使是在一个公开发售股票的公众公司中，即使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董事占有较多席位的董事会，但董事会通常只是一个木偶，而不是真正独立的实体，这背后究竟是何种逻辑在起作用？简言之，我关心董事会独立的条件。 正常情况下，当企业创办之初，多数公司通常只有一个控制人，或者说只存在一个企业理论上讲的“权威”，这个人拥有多数的资产权利以及公司运作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可以通过法律形式的董事会来实现，或者是由他个人的意志完全决定。资产拥有的多数权利可以从根本上决定控制权的结构，所以，在这种资产结构下，董事会肯定是个傀儡。早期的家族企业通常属于这种情况。可以说，如果没有融资的压力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变化，这种权力结构就不可能从本质上发生变化。 具体来说，当企业出现融资需要的时候，企业的控制人（或者叫老板）要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⑴稀释或出售股权进而获得外部融资的数量；⑵因为融资而失去对于公司完全的权力，要冒失控的风险。事实上，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当出售股权数量少的情况，失去控制的风险比较小，但是，所获得的融资也会比较少；相反，当出售股权数量比较多的情况，虽然可以因此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但是，公司在将来失去控制的风险也比较大。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所有的老板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资金、而又不失去控制。因此，在东亚经济中存在很多分离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结构（参见本人的拙著《公司治理理论》）。但如果不能通过上述手段来达到目的，就只能放弃一部分控制权了。这就导致了以下两种新的权力形态。 首先，是企业先前的控制人依然拥有公司的多数出资，比如超过51%，但企业董事会却拥有多于半数以上代表中小股东的成员。为什么控制人会搞出这样的结构？本质上是出于声誉上的考虑，希望迎合某种制度安排，向股东做出一个他们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的假象。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稳定的情况。当控制人一旦发现董事会的决策活动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的控制，游戏已经出了轨，他将通过股东权力的使用重新安排董事会的结构与游戏规则。只不过这样做会增加公司运行的成本。如果把这个成本也算做融资成本的话，它又比完全失控情况下的成本要低，可以看作为一种中间状态。
其次，是企业控制人拥有较少股权的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在理论上就应该拥有一个能够代表多数中小股东的董事会。换句话说，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数量应该超过半数。这时，控制人无法合理合法地如同过去那样支配企业的运作，而保持先前那种绝对控制状态的办法就是通过“人治”手段，比如通过权术对董事各个击破，利用董事的不尽职动机以及董事之间明显存在的沟通成本。比如，当董事会的成员并不是彼此之间进行联络，而是通过一个由控制人来操纵的办事机构来间接沟通和联系的时候，董事会完全可能是无效率的。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独立董事所构成的董事会，其效力很可能还小于独立董事虽然数量并不占有压倒优势，但却存在少数特别“较真”的成员的董事会。 然而，后面这种“人治”的结构却是不稳定的。一旦董事会在决策活动中出现了真正独立的情况，则企业就完全会脱离“控制人”的权利手掌，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公众公司。董事会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权力实体。这就是我们平素所期望看到的由董事会做主的、公司治理比较“理想”的状态。然而，这个状态的出现是有严格条件的。 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是在一种理性模型下来讨论公司形态的嬗变过程，如果信息是完全的，企业的老板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最优的维护自己权利的结构。在这样的前提下，只有在如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董事会中心模式：⑴企业没有多少私人收益，或者公众化最符合创始人理性需要的情况；⑵企业创始人自以为可以控制公司的运作，他们相信“人治”的手段，但是，事情出现了意外，董事会闹了革命。 当然，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公司的创始人从最开始就希望创办一个真正的公众拥有的公司。比如台积电，公司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一直将公司朝向一个由合理董事会进行决策的方向引带。也许在张先生这个公司创始人的效用函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收益因素就是建立一个那样的公司。这超出了经济人的一般假设，但有可能促使董事会中心模式的出现。不过，我也担心一直在英明领袖领导下运作的机构，走向民主型公司的跃进，是否会像预想中那样顺利。是否要淘汰很多进行这种努力的企业才能成就少数真正实现梦想的企业。 (宁向东，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