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季敏华
创办至今已逾20年的三九集团，其兴衰均与赵新先密切相关
历经一年零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原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正在等候宣判。
这位现年66岁的三九创始人于今年2月14日受审，与他同时走上深圳罗湖区法院被告席的，还有原三九集团的三位高管——陈达成、张戎欣和荣龙章。 深圳市检察院指控赵新先等四人的罪名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陈、张、荣三人还被控“骗购外汇”罪。四人均作无罪辩护。 案件由三九健康城项目而起。检方指控赵新先等未经董事会程序，伪造董事会文件，擅自完成对三九健康城的收购。之后，又于2004年三九集团清产核资期间，对上述高达4.7亿元的股权投资作损失核销处理，令三九集团遭受巨大损失。 “健康城案”耗时年余，几经反复，最终悄然开庭。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却可管窥三九集团的种种积弊。创办至今已逾20年的三九，其兴衰均与赵新先密切相关。这家有着鲜明创办人色彩的央企巨头，如今业已易主。 接近赵新先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赵在狱中状况尚好，心态乐观。当然，无论获刑与否，“赵新先的三九”已然翻过。 健康城案 三九健康城项目位于深圳龙岗区坪山镇马峦村，占地8.5平方公里，于2001年8月动工。其早期项目公司为深圳金万利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由香港金万利公司和坪山镇政府在1994年合资设立。 1995年底，香港昌腾公司董事长林清渠收购了金万利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海景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不久，相继获得项目开发、经营计划等审批文件。然而，之后林氏亦无财力启动项目建设，度假村一直烂尾。 四年后的1999年，林与时任香港三九汽车有限公司（下称三九汽车）总经理的陈达成相识，将项目公司80％股权转让给三九集团，作价4.7亿港元。
赵案起诉书称，2000年2月，在未经正式评估，未经三九集团党委研究，也未按规定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赵新先擅自代表香港三九公司与外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收购额为4.7亿港元。事后，赵等人伪造香港三九公司董事会2月16日的会议记录，虚构董事会讨论通过了此项收购。 涉案的另外两名被告，张欣戎原为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下称三九药业）总会计师，曾任赵新先秘书；荣龙章原为三九集团总会计师。 由于香港三九公司并无支付股权款的能力，陈达成等三人协商后，提出以申请银行贷款及虚构股东分红的形式来支付这笔款项，获赵新先批准。 4.7亿港元收购款分两批完成。首先。以三九药业在深圳中信银行的2.3亿元人民币存款作质押，三九汽车在香港中信嘉华银行取得2亿港元贷款，转而支付给林清渠。这笔贷款到期后，三九药业以上述2.3亿元人民币存款，抵偿了三九汽车对中信嘉华的2亿港元债务。 三个月后，赵新先指示陈达成等三人采取虚增分红数额的手段，并伪造《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1999年滚存利润分配的决议》，向香港三九公司支付2.926亿元人民币，并为此向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及银行骗购外汇3530万美元（折2.7498亿港元）。此后，这笔外汇被汇至香港三九公司，后者从中抽取2.7亿港元交付林清渠，至此全部付清股权交易款。 收购完成后，项目变更为“三九大龙健康城”。赵新先曾对外宣称将投资43亿元，用五年时间打造“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健康、休闲和文化艺术中心”。但健康城因所征土地手续不齐，至今仍处停滞状态。 庭审当日，为赵新先等四人辩护的共有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八名律师，颇有声势。北京律师田文昌、朱勇辉为赵新先作无罪辩护。田文昌表示，三九集团虽未就收购健康城项目作正式决议，但领导班子均知晓此事，因此并非赵滥用职权的行为；并认为健康城项目如今已经升值，因此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问题三九 纵观三九历史，单独一个“健康城案”远不足以置评赵新先的功过得失。 赵新先在1985年创办了三九集团的前身深圳南方制药厂，初始资金来自部队医院——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500万元出资。1991年，蒸蒸日上的南方制药厂直接挂靠解放军总后勤部，后者再将下属新兴企业集团在深圳的酒店、贸易公司等资产划拨，与南方制药厂资产一起，共同注入新成立的深圳三九实业总公司，后变更为三九集团。 1998年末，在“军企脱钩”的大背景下，三九集团脱离总后勤部，转而挂靠国家经贸委，并在2002年机构改革后最终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在身份上由“军企”变身“央企”。 但是，三九多年发展则主要是“内部人掌控”的创业型企业轨迹，以企业家创业、累积而发家，赵新先本人直接握有经营自主权，一度在三九集团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自1992年以来，三九历经并购扩张，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成药制造商，是连续多年的中国“500强企业”。然而，繁荣景象难掩问题丛生。因扩张过速，公司治理渐渐失控，集团高管屡有假公济私之举，下属企业也多有侵占挪用之事，日后的危机已经埋下。 盛极而衰的时刻在2001年到来。三九集团因占用下属上市公司资金高达25亿元，遭中国证监会通报批评并立案稽查，三九危机随即曝光，问题接踵而来，并购扩张的步伐戛然而止。仅在当年审计署对三九集团作审计时，其银行负债初估已高达50亿元。 时至2003年，三九集团在债务泥潭越陷越深，21家债权银行集中追债并纷纷起诉，“三九系”整体银行债务被曝超过100亿元。 此时，距离赵新先谢幕的时间已不远。 公私之惑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赵新先在谈及三九腐败问题时黯然表示，他是一个人对一群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无奈自有缘由。在外界看来，正是赵新先在企业内部的“家长作风”，导致三九多年来近乎个人集权的企业文化。表面上是国家全盘持股，赵新先掌控公司大局，细处却是一盘散沙，腐败丛生因之难避。 一家以企业家创业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企业始终国有股一股独大，创业回报无从体现，负激励随之而来。为此，赵新先曾试图理顺三九产权，为自己和创业团队安排股权回报。其中包括1998年启动的“劳动持股方案”，也包括2003年前后的MBO方案，但此时三九危机已爆发，厘清创业者产权的最后一次努力随之流产。 同样，2003年前后，赵新先还曾启动三九引资计划，多方接触境内外战略投资人，并一度欲将集团核心控股母公司三九药业的61％股权，作价17亿元转让给印尼力宝集团。然而，同样因为当年爆发的债务危机，重组未竟。 “赵新先为三九的重组转制拼了老命，但就是回天无力。”知情人称。 2004年5月，63岁的赵新先超龄离任，由他启动的重组无疾而终。三九集团也从此告别早年的创业者时代，转由国有出资人主导其未来的命运。 一年半后的2005年11月，赵新先在北京被拘，随即押送深圳，自此失去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