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谣谚民俗的大众属性 谣谚是最为贴近人们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谣谚民俗的大众属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谣谚创作主体是人民大众；二是谣谚反映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三是谣谚具有很强的社会舆论导向作用。 谣谚创作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谣谚多为民间创作，作者多是是平民百姓，他们并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学识，但是他们可以运用谣谚这种形式有感而发，直抒己志。很多流传至今且文学和艺术价值很高的谣谚，我们无法追踪其作者为何人，可以说谣谚的创作主体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大众群体。 以人民大众为创作主体的谣谚民俗在语言上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口语白话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口头创作的创作模式和口耳相传的传播途径使谣谚在语言上经历了不断的打磨和锤炼。语言凝练、传神，达意明白、晓畅，从语言风格到遣词用句都体现了平白如话的创作特点。 谣谚不仅在语言风格上贴近大众，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大多是贴近世俗，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如记载汉代水渠灌溉之利的《古谣谚·郑白渠歌》：“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跃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又如，记载评论人物的《古谣谚·引谚论人物》：“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再如，记载时令的《古谣谚·夏至占雨谚》：“夏至无雨，碓里无米。夏至日个雨，一点值千金。”记载总结人生悲欢之事的《得意失意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谣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领域之广，范围之宽是其他文献记载难于相比的，谣谚民俗的社会性使得谣谚民俗成为民俗学中重要的研究视角之一。 谣谚的社会舆论作用是由谣谚本身产生、发展、传播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民间流传的不少谣谚往往是民意的表达，代表了民众的声音，反映了一个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事物以及他们对这些事物的真实评价。一般说来, 这些以谣谚形式流传的社会评价往往并不受到官方教化的影响。比如《尚书·汤誓》中记载的一则谣谚:“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夏桀的暴政招致民怨沸腾, 这则谣谚表达出民众对夏桀的怨恚仇恨, 流传甚广, 以至于后来这一歌谣还成了商汤伐桀的借口与檄文。在夏王朝未亡之时, 这种充满仇恨的诅咒显然与官方舆论大相违背。更多的谣谚并没有采取这种直接诅咒统治者的极端形式，而是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寄希望于改良，很少有颠覆的目的。作为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谣谚以民间舆论的姿态, 并不仅仅扮演着官方舆论补充者的角色, 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这些谣谚成为了官方舆论的制衡力量。[2] 谣谚反映的观点通常是社会公众对现实事态的相对一致的意见与评价。作为众口相传的谣谚，既然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说明它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也就是说，谣谚所反映的对某一事态的意见和评价，也是有其相对一致性的。这就形成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谣谚都具有社会舆论的功能，有些谣谚单纯是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和记录。如“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熟读王叔和（魏晋时期的名医），不如临症多。”那些可以作为社会舆论的谣谚所反映的内容也必须是针对现实生活的，必须是社会公众对特定事物的公开评价，是针对当时的特定事物的一种作为舆论的表达形式。 谣谚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对民众是一种强大的舆论导向，而且在统治阶级上层也受到重视。很早就有统治者通过“采风”，设置专门机构搜集、整理谣谚，从而了解民风、民意，发展到后来，谣谚一直作为真实反映民众心声的一种舆论载体，为统治者所认知和利用。 如“(雍正五年七月朱批) : 谚云:‘积谷防饥’,朕平日谆谆谕尔等留心积贮者,正为此等处也。”[3]雍正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民谚的经验总结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以民谚作为了执政方针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谣谚在传统的封建社会能够上达最高统治者所知，并以此作为了解地方状况的一句之一，已经能有力地说明谣谚的社会舆论作用，而这种作用并不仅仅停留在传播的阶段，而是作用于现实生活，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谣谚民俗的时代内涵 谣谚是具有时代性内涵的，它随着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发展而发展。谣谚民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形式与风格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如“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4]这首流传于东汉桓灵时期的童谣，通过鲜明的对比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东汉末年选拔官吏中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由豪门把持官吏选拔，以及用钱财贿买官吏的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 在中国近代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中，谣谚中蕴含了更多鼓舞民众士气，坚决与殖民者斗争到底的民俗内涵。如：“一声炮响。二律埋城(二：谐音“义”，义律是当时的英军首领。埋：靠近)，三元里顶住(顶住：抵挡住，指三元里抗英斗争)，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借款(伍紫垣：即伍崇耀，清末十三行富商)，六佰万讲和，七钱二兑足(一作"七七礼拜")，八千斤未响(八千斤：指广州城西北角的大炮)，九九打下(九九：九，谐音“久”，即“打打停停”的意思)，十足输晒(输晒：输光)。”[5]这首《三元里抗英童谣》反映了当时三元里人民奋起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反映了统治阶层的怯懦和腐败。 “一颗豆子圆又圆，磨成豆腐好卖钱，卖个铜元亮光光，买颗子弹买支枪。拿起枪来打日本，打倒日本小东洋”。[6]上述童谣是抗日战争时期流传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随着社会变迁，谣谚的主题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比如有很多童谣是和当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有关的。如“西毒西毒欧阳峰，美丽的公主是华筝，傻郭靖，姿黄蓉，瑞瑞跳跳的老顽童，披头散发的梅超风，偷吃鸡肉的洪七公。”这是20世纪80年代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影响下的产物。九十年代中期，大街小巷的儿童中也在流传着这一时期与电视剧有关的童谣。如“小燕子飞，五阿哥追，尔康天天抱紫薇。”就是改编自电视剧《还珠格格》。 谣谚的时代性特征不仅仅体现在谣谚的内容上，而且体现在谣谚传播媒介的变迁上面。千百年来，口耳相传成为了谣谚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大多开始于坊间人们的自发创作和闲谈之中，而到了现代，知识与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谣谚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口头传播和偶尔的少量文字记录, 而是通过印刷、广播、电视乃至各种各样的综合网络信息媒体,以惊人的速度加以扩散，其覆盖受众的速度和广度以及谣谚产生和更新变异都远远不是昔日的口耳相传可以企及的, 尤其是手机、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交流沟通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其迅速成为在现代谣谚的传播中的重要角色。 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介入同时也使得广大民众成为舆论的主动参与者，而此时的谣谚不仅能左右民间舆论导向,同时也是一种良性的社情民意的有效途径,甚至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公共的监管手段。 谣谚民俗因其所具有的大众性和时代内涵，不仅记录了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且勾勒除了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的大致轨迹。时代的不同，造就了谣谚民俗内容的差异，同时也促成了谣谚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变化。这也正是谣谚作为与人们生活最为贴近的文学形式的历史转变。 参考文献 [1]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2]潘洪钢.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谣谚与社会政治生活 ——以清代谣谚为例的讨论[J].学习与实践,2008,(6). [3]雍正朱批谕旨:卷12下[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审举[M]. 北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5][6]“搜狐网”民间艺术[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