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李玉申
“退而不休”的经济学家
“前不久我与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高天乐在南京天正湖滨花园的售楼大厅闲聊，他说现在温州的工业电器企业除了正泰还有较高的利润外，其他不少企业在电器上大都不赚什么钱甚至亏损。天正电器那么大的销售规模，利润其实很有限，而南京一个房地产项目，毛利很可能在10亿元以上。他认为，凭正泰的影响，如果这些年也参与房地产，几乎不需要牵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而房地产上的赢利很可能会在100亿元以上。前几天报喜鸟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志泽在我家聊天，也认为正泰前些年如从事房地产，赢利很可能会超过100亿元。1亿2亿正泰可以不屑一顾，10亿20亿正泰也可以不为所动，但如果真是100亿以上，正泰岂不是坐失了房地产开发的良机？” 2007年1月5日晚，温州电视台经济科教频道开播了一档新节目，在这个名为“马津龙财经会客厅”的对话栏目中，主持人、58岁的温州经济学家马津龙这样向南存辉发问。 在温州乃至全国，马津龙绝对是鼎鼎大名，在早年，他的名气甚至远远盖过南存辉、王振滔这些温州商人精英。近20年来，他的名字总是和“温州模式”、“温商守护神”这样的字眼结合在一起。至今在温州，能被公认是“经济学家”的人物，恐怕也只有马津龙一人。 如今，早已退休“赋闲”在家的马津龙，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2006年底《商界名家》记者在温州见到马津龙时，他手头的一大堆事务就可以证明：当时已经是下午，晚上的时间已经留给康奈集团的郑秀康，第二天一早农行温州分行的负责人要找他征求意见，抽空撰写《温州商报》的经济周评，为近期在电视台开办的新栏目储备、录制，除此之外，还有4、5家企业的老板约他喝茶，南方皮革、挺宇集团等几家公司请他指导工作，过两天他要去济南开会，回来后又要到成都…… 现在，他的身份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会长。同时兼任华东理工大学、温州师范学院、浙江工贸学院等多所大专院校的客座教授，他还是美特斯邦威集团的名誉董事长，正泰集团、天正集团、报喜鸟集团、奥康集团和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公司等多家公司的高级顾问。 这个自称“随和、内向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称呼——“温州话最多的人”，这不仅是因为在“温州模式”初创时期，马津龙发表了大量对这一模式的分析文章，在后来温州企业和温州商人发展的每个阶段，他都予以密切关注，发表自己最新的观点和见解，从最初的理论报刊到后来的党报、都市报、电视台。2006年8月底，《温州商报》联合温州网，为马津龙量身定做了一个访谈性的栏目——马津龙访谈室，以网民在线提问和直播聊天现场的形势和温州民营老板探讨企业、管理、甚至是生活话题。第一期，马津龙请来了好友王振滔，随后，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奔腾电器董事长刘建国等人都成了他的座上宾。而每次，马津龙都能找到这些企业家们关心的话题。 温州一出现新的经济动向或者经济事件，大众似乎已经习惯了“先听听马津龙怎么说”，从温州炒房团到王均瑶去世，从温州转型到西班牙烧鞋事件……他还是历年“温州年度人物”评委会主席，每年的“年度人物”都是他在执笔逐一评点。 “想休息，可根本停不下来。”马津龙告诉记者，2001年底他主动退居二线的“初衷”，是想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闲散的精神生活”——现在看来，这个愿望短期内是不能实现了。 “另类官员” 事实上，见证并关注整个温州民营经济整个发展过程的人并不多，而像马津龙这样一直支持温州民营经济的人更少。 1985年，36岁的马津龙从温州市委党校调进市委机关，任温州市体改委副主任。从1986年开始，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几乎把办公室当作了自己的书房，在这里工作的10年期间，“每天晚上都要在办公室呆到10点多甚至11点之后才离开”，马津龙回忆说。 1986年4月，马津龙发表了《现代化建设与人才引进》一文，获得该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同一年底发表的《“温州模式”与农民企业家》一文，则对雇工经营和“剥削”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在当时民营经济萌芽发展的温州，这篇文章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 诸如此类的学术论文马津龙发表了近百篇。通过这些文章，他直言不讳地评点中国改革的走势，外科手术似地解剖着温州经济。 当时的温州民营经济欣欣向荣，处处领中国改革风气之先，与周围的“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也让心里没底的温州商人们更加惶惶不安。1989年10月，有人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打了一份“小报告”，反映“温州模式”存在的“问题”。于是，国务院研究室于10月下旬派出调查组来到温州，这次调查要做出“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结论。 1989年前后，中南海调查组三下温州，对当地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空前激烈。一时间，市里的一些官员大气不敢喘，处处明哲保身，更不要说白纸黑字留下“罪证”了。时任市体改委副主任的马津龙却跳了出来，他执笔撰写了《关于“温州模式”的几个问题》、《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等长篇专题报告，呈交中央调查组。甚至没有认真领会上面的意思，“为温州说话，为改革说话，图的就是一吐为快。” 随后的1990年，“不识时务”的马津龙居然在党报《温州日报》发表了《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一文，公开亮出支持民营经济的旗号。 尽管如此，1992年之前，这位公开支持民营经济的学者型官员，还是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各种围绕所有制的争论，基本上都在否定温州模式。“小平同志南巡前的一段时间，这种压力还有加大的趋势。”马津龙回忆说。尤其是中南海三下温州的那段时间，“对温州的评价一次比一次低”。那段时间，研究温州模式的马津龙，正面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 对于马津龙这种“又臭又硬”的人物，某些人恨得牙痒痒。当时温州市政府的一些官员甚至在大会上几乎把手指头戳到了他的鼻尖：“一小撮长期鼓吹私有化的人，早就应该从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了！” 1992年，当马津龙和温州企业界听到南巡讲话时，他忽然有一种“阴霾尽散”的感觉，“所有批判温州模式的言论都停了下来！” 同年，激动不已的马津龙写了几篇份量颇重的文章。其中包括1992年6月发表于《温州日报》的《牢记惟一的标准》，4月发表于《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的《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和温州姓社姓资争论的终结》等文章。“温州大企业明显多了起来，这是南巡后最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正是这次历史性的南巡，让温州的南存辉们真正有了安全感。时隔多年，马津龙仍深深遗憾：“小平同志没到过温州，这也是温州的一个遗憾”。他至今记得小平同志逝世时温州企业家举行的悼念活动，“看到那种发自内心无法自抑的悲痛，你能最直观地感受到，南巡给温州带给了什么。” 马津龙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另类”，不仅表现在他的大胆，还集中体现在他的“不务正业”上。作为温州公认的头号“理论才子”和优秀的本土经济学家，那时的马津龙不仅到处发表文章，还去各地讲课，大会小会发言，常年在温州或应邀赴全国各地宣传温州改革、发展经验。1995年，他登上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讲台，发表了“温州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的演讲；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称他是“中国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他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晋升。从1985年至2001年的16年里，马津龙先后在温州市政研室（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体改委副主任、主任、温州市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跳“梅花桩”。“当年和我共事的，有的都升了好几级了。”马津龙说。{page} 妻子常常笑着奚落他是“一钱不值”。媒体也常常跟着用“‘一钱不值’马津龙”作为专访的标题。对此马津龙不以为然：“谁说我‘一钱不值’？当今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经济学家最值钱的就是‘话语权’。” 另一方面，民众对这种“话语权”的期待有时也让马津龙受到来自外界的“批评”。2003年9月，温州房价一路走高的情况下，马津龙在就一些问题接受网友提问后，温州资讯网出现了一篇名为《笑笑马津龙》的文章，文中作者用马津龙的原话一一作为例证，以调侃的语气列举了马津龙“不懂经济学、投资学”、“不懂供需理论”、“天真幼稚”、“极力掩盖深层次问题”等“八宗罪”。最后，该文作者“奉劝”道：马老，您该退休了。 对于类似的的评价，马津龙一笑了之。从政多年，他认为自己仍保留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清高，在几十年的学习工作中，马津龙还养成了唯一的嗜好——品茶。 “守护神”眼里的温商20年 在温州，能经常和南存辉、王振滔、周成建这些人一起喝茶聊天的“圈外人士”，显然数不出几个，马津龙算是其中之一。 “我们之间的信任和交情，都是这20多年来慢慢自然形成的。”马津龙告诉《商界名家》记者，如今叱咤风云的一批温州商人，大多很早就和马津龙有往来，而作为一个研究温州经济的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津龙认识了事业刚刚起步的南存辉（正泰集团）、王振滔（奥康集团）、吴志泽（报喜鸟集团）等人。 他至今记得当时第一次见到王振滔时的情景：那是马津龙在永嘉调研，王振涛只是当地一家村办小企业——奥林皮鞋厂的厂长，“但他说话表现出来的志气和胆识让我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看，觉得他不是一般的生意人。”马津龙回忆说。后来，王振滔便经常找马津龙聊天，“我们很少谈到企业和管理，更多时候就是闲聊。”在马津龙看来，王振滔这些“有魄力和雄心”的年轻人，当时和他交往，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温州企业家和他同样对“温州模式”的拥戴，颇有些“志同道合”的意味。 也有不少企业，马津龙是通过自己的笔慢慢和这些人走到一起，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就是最好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推销员出身的周成建在温州开了第一家服装连锁店，由别的企业代工，自己专注于服装的品牌经营。 当时，温州当地报纸写了一组报道，大意是说周成建这样的“皮包公司”应该在温州坚决取缔，在媒体的引导下，周成建和他的公司摇摇欲坠。马津龙在对市场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在该报发表了一篇《皮包公司析》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了美特斯邦为这种“外包加工，全国连锁”的经营模式，这篇文章在后来被看作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其实，文章发出来了，我还没见过周成建这个人。”随后的几年，他亲眼看到这家不可思议的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休闲服饰第一品牌，也在接触中和公司老板周成建成了好朋友。 这一切，马津龙用“见微知著”来形容他对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判断。当年，温州商人刘建国刚刚创办奔腾电器，马津龙就从刘建国“玩物励志”的个性上意识到这将是一家“很有意思的企业”，马津龙笑称，当时这家企业在本地50强都不算，可在他心里的名单上已经被排到第三位了。 一直以来，作为官员的马津龙，却始终以一个社会经济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温州商人的视野中，成了这些人的良师益友。大家都知道老马喜欢喝茶，几乎每次有温州或是外地企业家拜访，总是带茶叶过来。“我一个人哪里喝得了？”事情的结局，往往是马津龙把别人送他的茶叶转送给其他的朋友，慢慢地，他发现，周围的温州商人越来越喜欢品茶了。 当然也有人是慕名而来：有几年，一些本地甚至外地的民营老板像是“朝圣”一般地来拜访马津龙，马津龙和他们说的话，有人掏出笔记本，都会恭恭敬敬地记下来。 20年来，马津龙能很强烈地感受到发生在温州商人身上的巨大变化。“资本的积累只是一方面。”他说。 和早年相比，马津龙认为这群人变得“更成熟了”，知识水平和眼界也今非昔比。“原来认识的老板上台讲话语无伦次，现在读了北大、清华的商学院，说话感觉大不一样了。”在他眼里，当年的那些“农民暴发户”现在越来越主流，不再急功近利，不再为了一点管理问题大伤脑筋，他们开始更加理性，“也更加富有责任感”。 “前些年，这些朋友和我谈企业管理比较多，甚至有时公司招聘也请我把关，现在我们更多讨论的是生活。” 但这群温州商人身上出现的一些苗头也让马津龙为他的朋友们担忧。前两年，本地一家媒体给周成建评了一个奖项，在颁奖之前委托马津龙指点，邀请周成建来领奖。当时正在浙大进修的周成建觉得“时间太紧”不想过来，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就在电话里随口和马津龙说，“最近太累了，干脆包机算了，也就是10万块钱。”马津龙对此友善地提醒：“当年你和我讲做推销员的时候，因为买不到坐票，晚上睡在别人的座位下，铺张报纸就将就一夜。现在莫非坐宝马、宾利都嫌累了？” 在马津龙接触不多的女企业家中，挺宇集团的潘佩聪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她，是温州知识型企业家的代表，无论是在传统的机电、化工，还是在后涉足的地产、出版、影视行业，都令同行惊讶。2006年上半年,潘佩聪投资出品了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这部被称为“纯味西藏”的作品，短短数月便获得了多项国内、国际大奖。“也许是太投入，从西藏回来后她有些皈依佛门的倾向，还每天参禅打坐，研究佛经。”这时，马津龙一边提醒她“不要走火入魔”，一边规劝她作为企业家要有“出世”的精神……
“作为朋友，这么做是我的职责，作为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商人的学者，这更是我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