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记者/周阳
在百度副总裁梁冬看来，和人一样，互联网也是有青春期-反叛期-成熟期的。由于仍处在青春期，中国一些网民目前还在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鼓动、挑剔、玩世不恭，由此形成网络暴力
2006年12月10日，在全球极负盛名的商业杂志美国《商业周刊》评出了2006年度全球最佳商业领袖，百度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名列第四，GoogleCEO施密特位居第五。
《商业周刊》在注释李彦宏的获奖时说：“比尔·盖茨和鲍尔默似乎应该和中国的企业家李彦宏坐下来谈谈。这位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的创始人兼CEO已经做到了微软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打败Google。百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62%，是Google的两倍还多。而且无论Google如何努力，百度在2006年还是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大大超过了它的美国对手。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今年涨幅超过了80%。” 事实上，中国网络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备受瞩目，以及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创造的诸多奇迹，可以说是和庞大的中国网民规模分不开的。尽管受惠于广大的中国网民，但负责市场及公关战略的制订实施的百度公司副总裁梁冬仍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一些网民主要还在扮演破坏者——鼓动、挑剔、玩世不恭；相应地，在中国互联网上，大多数持正面建设性的声音和意见是不容易被传播的，负面的、极端的、表面的或者片面的东西，伴随着某些情绪的蔓延，伴随着技术手段的先进，变得更具有破坏性，由此形成了网络暴力。 但互联网在中国已经强大如斯，将并非只是网民的单向受惠者。互联网让弱者变强了，同时也应该要让强者变得善良，否则他所受到的攻击也就更明显，梁冬预测，未来几年会出现非常大的冲突和振荡。 在这一点上，搜索引擎可能会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据了解，百度目前拥有全球独有的“超链分析”专利技术、庞大的服务器群、每天超过1亿人次的访问量，可处理来自全球138个国家的搜索请求。新年伊始，百度搜索风云榜已经作为一个基本功能出现在百度的首页上，每天对上亿次搜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62%的中国网民最关注的关键词，这种依赖强大技术手段和被调查规模形成的“注意力”社会调查，一方面尽可能接近了中国网民的“质素”，另一方面则将统领网民眼球的网络“强者”公之于众。2月6日，百度还发布了“百度风云榜·家电报告”，这还只是百度每月都将发布的系列报告之一。 梁冬说，是信息的对称，催生了相对的平等。 《经济》：从电视到搜索引擎网站，您感到您面对的大众（电视机前的大众和网络前的大众）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梁冬：电视机前的受众，主要的权利只有：看还是不看，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选择；网络的受众，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他可以在留言板、社交圈、话题组和博客里，不仅选择看或者是不看，还可以选择说还是不说。两者的区别是，互联网由于把说话的权利下放到了个人，并使他说的东西能够被其他人看到，能够被别人分享到，更能够找到跟他有同样观点的人进行聚合，每个人都是一点智慧的星火。 但这个话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种说话的自由必须受到某种程度上的监管和制约。我们认为这是对网络言论自由最好的保护。 《经济》：2006年《时代周刊》把网民评选为年度人物，中国网民虽然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多一点，但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也十分强大，其表现形式和影响力有何特点，与美国网民有何不同？ 梁冬：美国有70％的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美国网民的影响是构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基础上。而中国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2%，现阶段互联网的主体用户仍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我们相信，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民，伴随着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伴随着整个互联网环境的成熟，伴随着游戏规则的明确，中国互联网会变得更加有序，而且会更加代表时代的主流。 《经济》：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当前非理性的声音和意见在互联网上更易被传播？ 梁冬：人有青春期-反叛期-成熟期的，互联网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很多人开始认为，我的博客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后来他发现，博客上也不能够随便骂人，因为别人也会骂他。所以一种权利被赋予的时候，总会有另外一种权利出现在它的对立面。 所以互联网从长远上来看，它是会趋向于理性和温和，趋向于成熟和建设性。因为总是在骂人，总是在破坏，虽然快感很容易满足，但却很难建立权威和威信。我们发现，在互联网上总那么一些人，他们的发言并不激烈和富有攻击性，但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建设性地提出观点，他逐步获取了支持者，他的影响力反而会越来越久。我们相信，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的人会借助互联网平台来发布他的建设性思维。 《经济》：您说，应该寻找一种更有效的表达方式，让互联网的逻辑更容易被传统价值观所认同，这种表达方式具体指的是什么？您认为目前互联网的逻辑和传统价值观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梁冬：如果一个30岁的知识分子觉得他和自己10岁的儿子存在观念上的鸿沟时，他可能会发现，他是互联网这块新大陆的移民者，而他的儿子是互联网大陆的土著。作为一个“移民”，他虽然也很了解这个互联网的游戏规则，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与他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完全契合的。所以他不断的需要挣扎和拷问自己，也在拷问他的环境。但是对于“土著”来说，他会认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这是我所认为的传统价值观与互联网文化的差异。 当然，当随着10岁儿子的成长，30岁父亲的老去，大家沟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互相适应，所谓传统价值观和互联网文化的差异毫无疑问会缩小。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我们现在不去促进传统价值观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也许会让那些曾经在互联网以外生长并并传承下来的智慧流失。 《经济》：您如何看待搜索引擎的未来发展方向？ 梁冬：搜索引擎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意识到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更是一种人与信息，人与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交流平台。我强调的是人与人，那是因为我们发现，机器和机器的交流，往往代表着人与人的交流，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意识到，信息本身具有某种独立的价值。 信息和信息自己匹配聚合之后，它会产生新的信息，生出小信息。所以在那个时候，搜索引擎扮演的角色就不仅仅是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还是人找人，信息找信息，以及信息找人的一个平台。 《经济》：搜索引擎是否也有自己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梁冬：搜索引擎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其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公器。因此搜索引擎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正是百度在做的事情。百度认为，我们有责任以及有义务让世界更有效，让人们更公平。让世界更有效的含义是，透过信息的迅速流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助，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提升，竞争机会平等；让世界更公平是指，我们会促进每一个人在互联网都可以平等的找到他想找到的信息，都可以平等的发表他的观念，让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在物理层面和事实层面上接近更为可能。 所以百度要完成他的使命，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那就是做得比现在更好，让更多的人更便捷、更简单的使用搜索引擎。百度人都相信，最伟大的事情，不是我做好了现在的东西之后要去做什么，而是在做所有的事情的同时，它就能达成一个结果。这就有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他在推出他的商业服务小额贷款服务的同时，也实践了他的社会责任的理想。那就是帮助穷人，帮助弱者去创造他们新的生活。所以我们相信对于百度来说，它的社会责任并不是浮在业务之上，而是与它的技术和业务天然结合的本质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