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付红玲
王辉耀的名字早已经被很多的人所熟悉，大大小小媒体都在讲述他的故事。有人称他为“新华商”；有人说他是中国海归事业的推动者；近来有人亲切地称呼他为“社会企业家”。
王辉耀，2002年创建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并出任首届会长。他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是一个“国际飞人”，可是他为什么愿意把精力花在欧美同学会商会这样不挣钱还花大量精力的事情上呢？ 记者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很荣幸见到王辉耀先生本人。他平易近人，交谈一直在愉快中进行。他轻描淡写地说，我能做到这样，可能是我站在时代潮流前一点。事实确实如些，他总是在引领中国时尚，走在时代前面。距离今日的归国创业热潮，他也早了整整10年！ 王辉耀说：“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特别是对于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我们国家。当下中国社会团体还很不发达，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热心、精力、钱，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观念和经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前半辈子忙很多个人的事，现在有精力、时间和资源，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首创欧美同学会商会 事实正如他所说，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创建就是缘于他想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 他说，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大量留学生中，90%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的社会新阶层。 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那一批留学生，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的个人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其实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也许远远不止一个人，但王辉耀却是现实中第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王辉耀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在向欧美同学会负责人提出建议后，王辉耀就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2002年10月17日，在王辉耀组织和倡议下，田溯宁、张朝阳、吴鹰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聚会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欢庆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成立。 这一天，有着近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仿佛变成了青春少年。商会主要是引入国际化精英办会的模式，迄今为止，空前达到了2000人。 让大家觉得这个组织有价值 “商会的成立并不是特别容易。一方面，大家都从国外回来，在自己本领域都有一定的作为，想要把这部分人凝聚起来，恐怕要费些周章；另外，每个人都很忙，时间也是个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会必须要有创意、有想法、有计划，让大家觉得参加你这个组织是有收获的、有价值的，这样工作才有可能开展下去，你的组织才能具有凝聚力。”王辉耀先生说。 任何社团组织都要通过活动来凝聚人，商会从设立伊始，就计划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更好地为会员服务，其中包括发挥欧美同学会的优势，定期邀请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和有关专家，向留学人员介绍国内商务情况、发布商务合作信息、提供各种商务机会；协助留学人员在国内创业、寻找合作伙伴、风险基金；沟通留学人员与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组织有关留学回国政策、工商税务的发布会；加强与各国商会和企业合作，与使馆合作，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出国考察，跨国公司采访座谈，举办专业和行业活动、沙龙、聚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种商务活动、展览会、交易会、交流会，组织论坛、报告会、演讲活动，促进留学人员商务交流、项目转化及项目招商等等。例如商会还组织了海归企业的创办人和有关方面的座谈，包括向中央统战部、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等政府方面的交流，反映海归在回国创业中所遇到的问题。 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广泛团结了海内外的商界、企业界留学人员，壮大了商会会员队伍，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欧美同学会商会的社会影响力及辐射力。会员们在活动中可以建立一个信息的网络和交流的平台，同时还能交到很多朋友，丰富生活、增强信心，让大家有一种归属感。 几年下来，商会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品牌，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团体，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 2005年11月，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等二十多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思想新锐的海归精英们尽显群英本色，言语犀利尖锐，各具主张。 自此，欧美同学会商会品质得到重要提升，其作用从以往的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凝聚一批有成就的中国国际化人士，打造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成为为中国崛起建言献策的智库，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里，2005委员会就以“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建立留学人员创业计划”、“反垄断与新一轮经济改革”和“人文奥运和恢复传统假日”以及“建立中国创业创新大学”等主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建言报告。 现在关心的事是社会公益感 对于自己的人生追求，王辉耀说：“这些年，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很多都变成了现实；目标渐渐少了，却追求的境界也更高。我现在关心的事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公益感和公正感：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如何更快地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海归如何能更好地在中国创业与发展？我也希望能在国际商务管理方面有所研究，从思想和理论方面作一些探索。我现在也在推广新华商、海归精英和国际人才等概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报效社会和祖国。我更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一新历史机遇期中，运用自己多年国际商务的管理经验和国际化的视野，再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点事情。” 1998年，王辉耀和《北京青年报》一道，赞助了一批受98华南水灾的学生上大学的学费。1999年，王辉耀捐资为其母校广州外国语学院建立了王辉耀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2001年，王辉耀动员加拿大使馆和他一起，为中国妇联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捐款兴建了加拿大使馆-王辉耀希望学校，帮助京郊山区的1000多名贫困学生搬进了一所崭新的希望学校。2003年，为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9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艺演出，王辉耀也参加了赞助，体现了王辉耀对海归群体的参与精神。 最后在谈到欧美同学会商的终极目标时，王辉耀表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帮我们政府做好智囊的工作，尝试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中国长期缺乏一个中立的、没有利害冲突的、特别是来自不同行业的智囊机构，而国外政府都有这样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不受行业和隶属关系的左右，这些有经验和国际水准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参考性意见，这些机构被称做“意见领袖”。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衣食无忧了，有一批人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贡献一些智慧和思想。但这些人都散在各个行业里边，以往没有一个平台把他们凝聚起来，为国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现在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一个是他们能为社会做事，还有一些人所在行业的职务决定了他们不方便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们一旦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就可以以中立的身份说话，不代表他的机构色彩。政府多了一个渠道来了解中国最国际化最精英的一批人是如何看待一些问题的，社会也需要这些理性的声音。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公民社会，社会的新阶层正在大量产生，需要有人出来带头做一些社会公益的奉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