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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何旭艳 信托传入中国的时间比银行、保险晚了半个多世纪。1913年，中国才出现第一家信托机构－－日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此后3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信托公司、信托局、信托社、银行信托部或储信部等名义存在的信托机构多达上百家，其投资主体以华资力量为主导，外资所占比重较少。 近代信托机构在经营中“本末倒置”现象非常突出，它们很少开展信托业务，反而把投机业务、银行业务、代理业务等“副业”作为经营主流。这种角色的错位将信托业推向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不以信托业务为主业成为整个行业最大的经营特色。可以说，近代中国只是出现了一批冠以“信托”名称的机构，不存在专营信托业务的信托业。 投机者众 华商、华资国营、外资信托机构中均存在投机现象，且数量相当可观。华商信托机构以上海为经营中心，它们从事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1921年“信交风潮”时期、抗战时期、抗战胜利以后。 1921年前后，上海市面积聚了大量游资，正当的投资渠道却十分狭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这两种新型机构成为游资的获利去处。当时中国人对信托完全陌生，信托公司发起人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盲从心理，吸收他们的资金作为股本。在春夏之交的3个月内，上海出现了12家信托公司，资本总额高达8100万元。 由于北洋政府尚未顾及颁布专门法规，对信托公司的经营内容予以规范和约束，因此绝大部分信托公司成立后所做的唯一业务就是与交易所联手从事股票投机。具体做法是：交易所用股票做抵押向信托公司获取资金，信托公司则将自身股票在交易所中买卖。通过哄抬股价，获取暴利。当后续资金不济时，股价暴跌，股票变为废纸，信托公司和交易所随之倒闭，酿成著名的“民十信交风潮”。12家华商信托公司中只有中央和通易2家硕果仅存。 抗战时期，华商信托机构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仅上海一地就有百家上下。由于币值不断下跌，单纯经营信托业务或代理业务不足以维持开支，同时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也不易经营；与此同时，上海游资充斥，投机市场回报丰厚。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放款给别人，不如用资金自营其他事业，所获利润要大于贷款的利息收入。信托法规的缺乏，使信托机构的经营几乎不受限制，拥资者利用“信托存款”名义吸收社会游资，用于外汇套利、证券和地产买卖、囤积物资等投机活动。 一些实力雄厚、资信状况良好的银行信托部也在此列。如金城银行信托部，1939年刚成立时标榜专营严格意义上的信托业务，并在同年12月推出共同信托投资业务，后由于所收手续费远远不足以抵偿开支等因，1940年7月以后暂时停止该项业务，1942年彻底停办。此后，该信托部业务就侧重于投机性股票买卖以及代客买卖方面，还利用存款囤购进口砂糖等物资，以图厚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针对私营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管制措施，加上恶性通货膨胀，私营金融机构越是守法就越吃亏。数年后，一些华商信托机构不得不从事非法经营以博取更高利润。通易信托公司就因虚设暗户和假借客户名义，套用公司款项经营商业，并为证券场外交易，以及购买黄金等不法行为，于1948年9月被上海金管局吊销执照，勒令停业清理。1949年2月，金管局又查出中国信托公司有私设暗户、账目不明嫌疑，将其上海分公司信托部经理梁荣春、副经理戴家驹两人移交地检处侦查，按违反银行法提起公诉。1949年11月、12月，中国、同康2家信托公司，以及由信托公司改组的通汇信托银行与和祥商业银行，也因违法经营被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分行分别予以警告、罚金、停业的处置。可以推断，它们在此前就存在着违法经营的情况。 国营信托机构参与投机始于抗战时期。与私营信托机构不同的是，它们的投机事业受到国民政府的纵容，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国营信托机构得益于政府在经营内容、资金来源与运用、分支机构的创设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在办理大量政府机关委托的购料、运输、仓储、易货等特种业务的同时，通过生产事业投资、倒卖物资等多种非法投机业务牟取暴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该信托部成立于1941年7月，战时受财政部盐政总局委托开始办理生产事业投资，主要投资盐运事业。从此，信托部就成为农民银行最主要的盈利部门。1941～1948年，信托部纯益金一般占到全行纯益金的50％左右，1948年度甚至高达86％。抗战结束后，除继续办理盐运业务外，农民银行信托部通过其投资的中和盐业与中国农业供销等公司，从事棉花、猪鬃、生丝等特种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及运销，从中牟取暴利。该信托部还直接售卖农产品、农用物资，如1947年信托部以自用名义购入进口卡车100辆，转售其中67辆，成本价每辆900余万元，售价却高达8500万元。农民银行信托部明目张胆的投机活动，曾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引起财政部的关注。194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批文斥责农民银行信托部的投机事业，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制止和处罚。 外资信托机构数量不多，以上海为营业中心，设立时间主要集中在1929年～1933年间。当时国际上银价暴跌，由于外商在中国的获利部分大都用银计算，不愿汇回本国而受损，于是存放于中国进行投资，设立信托公司可以视为外商处理这部分资金的方式之一。 总体而言，外商在中国设立信托机构带有较强的投机色彩。英资捷成、祥茂信托公司的种种迹象表明，公司在设立之初就无长久经营打算，主要从事短期投机业务，不久即宣告结束。设立时间较早且颇具影响力的美资普益信托公司，因从事投机事业惨遭不利，于1935年宣布自动破产。另据金城银行调查，当时规模最大的外资信托机构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实际上并不真正经营信托业务，而是通过发行公司债票吸收上海市面游资，投资于风险较大的证券和地产。该公司曾分别于1930年和1933年两次发行公司债，共筹得资金规元300万两，大部分用于买卖股票。由于偏好投机，其经营业绩波动很大。 银行化信托 绝大多数华商信托公司在不从事投机时，基本上以经营银行业务为主。1921年“信交风潮”中幸存下来的中央（1936年1月1日起改名为中一信托公司）和通易信托公司，与其说是经营者的稳健作风拯救了它们，不如说是商业银行化的经营方式才使它们逃过一劫。 1927～1937年，华商信托公司的整体经营主流是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业，它们把自己作为银行业的补充，以“小银行”的地位附属、依赖于银行业，丧失了金融业中应有的独立地位。根据1937年版《全国银行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1936年度中一、上海、中国等6家颇具规模的华商信托公司的银行业务收益均占总收益的50％以上，国安信托公司甚至高达100％。信托公司采取商业银行化经营方式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1927～1937年间，信托公司数量增加较快，而信托需求增长相对缓慢，供过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在信托主体和可供信托的财产都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信托公司为求生存和发展，又不想沦为投机，必然会出现与银行争存款、争业务的现象，导致信托公司银行化。 第二，存贷款市场的特殊性为信托公司从事存放款业务提供了营业空间。1930年前后，上海市面资金充斥，各大银行都存在着存款增长过快的问题，纷纷降低存款利息。于是，信托公司通过提高存款利息等手段，轻松获取所需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不景气，大型银行苦于缺乏稳妥的放款对象，普遍出现惜贷情况，其放款增长率大大低于存款增长率。这种潮流对信托公司极为有利，它们规模相对较小，对放款业务禁忌不多，可以借机发展放款业务。第三，大部分信托公司经营者与银行界有千丝万缕关系，经营手法不免受银行经营模式的影响。 第四，从法律程序上来说，这一时期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业务是可行的。国民政府一直没有颁布专门的信托法规约束信托公司银行化的经营方式。信托公司向财政部呈请设立登记时，根据的是《银行注册章程》，财政部核发给信托公司的是“银行营业执照”。 第五，信托公司商业银行化的经营模式也是信托业内人士主观选择的结果。以朱斯煌、程联为首的华商信托界权威人士，均赞成信托公司兼营银行业务。他们认为中国信托业尚处于不能自立阶段，经营的信托业务数量少，收费低，信托手续繁琐，成本高，如果专办信托，恐怕不易经营。正需要银行、储蓄业务的盈利，来充实信托公司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再来扩展 信托本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银行业务收入扶持信托业务的扩展，成为众多华商信托公司的经营策略。 政府服务工具 1932年“一o二八”事变以后，上海市邻近战区地带受损较为严重，市面也因战事影响极为萧条，上海市政府为了解决市民居住问题以及振兴市面，极力倡导与市政建设相关的公用事业，因此于1933年设立兴业信托社。 中央信托局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配合国民政府对外采购物资和开展军人、公务员强制储蓄的需要。随着政府对外采购物资尤其是军火需求日切，需要有一定的商业机构作为掩护，而且对外购料事务手续繁琐且数额庞大，必须有专门机构来办理。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要求在军人和公务人员中开展强制储蓄，也需要有特殊的机构负责办理。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训令中央银行出资1000万元于1935年成立中央信托局。 作为政府一手操办的信托机构，兴业信托社和中央信托局的内部组织结构、主要人事安排与营业方针，均由政府确定，具有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它们的发展速度主要受政府扶植力度影响，不按市场规律运行。当享受到政府特殊政策照顾时，它们资金来源充足，经营的大都属于政府机关委托的垄断性业务，其组织之完善、规模之庞大、发展之神速，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信托机构。反之，则萎靡不振。 兴业信托社在成立初期，上海市政府就把上海市轮渡管理处、浦东自来水厂等具有垄断性质的市政公用事业交由该社负责办理，上海市银行则在资金方面提供便利。在政府的支持下，兴业信托社的规模扩张速度极快，资产总额由1934年的260余万元增长到1936年度的400余万元，尤其是市轮渡管理处，凭借上海市银行提供的贷款，先后购置新轮，添造码头，增开航线，更积极创办附属事业，如高桥区公共汽车，高桥海滨浴场，及水上饭店等，轮渡处的资产由1934年的70万元上升至1936年底的180万元左右。 抗战爆发后，兴业信托社一度停业。1945年恢复营业以后，上海市政府对兴业信托社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前，缺乏应有的政策扶植。资金的匮乏大大限制了兴业信托社开拓新业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复业时间较迟，市公用局已抢先接收了市轮渡和浦东自来水厂等公用事业。复业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兴业信托社完全靠着一般的信托业务，勉强敷衍必需的开支，与成立初期不可同日而语。 中央信托局的发展较为顺利。抗战爆发后，由于代理大量政府机关军需物品的购买、运输等事项，中央信托局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渐渐演变成脱离中央银行的独立机构。战后，中央信托局成为国民政府执行国策的重要机构，正式脱离中央银行直辖于财政部。 中央信托局的内部组织结构在成立初期比较简单，只是设立了购料、信托、储蓄3处营业机构，另外设有会计处、文书室、出纳科、人事科几个内部管理机构。至1948年6月底，该局设有信托处、购料处、易货处、储运处、房屋地产处、产物保险处、人寿保险处、储蓄处、业务稽核处、秘书处、会计处、中央储蓄会、代理出售政府物资财产委员会，共计13个内部单位。分支机构遍布海内外，多达47个，另在各地中央银行还设有代理处，员工则达到2637人。 在成立初期的1935～1936年，中央信托局除了特种储蓄业务以外，比较重要的是代理购料业务。由于行政院曾通令各机关的购料业务尽量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办，因此国家各机关部门委托代理购料业务占很大比重。抗战时期，信托存款业务有所发展，以机关存款或代理政府出售物资应行解缴款项为主。而国民党军政机关委托的各种代理性质的业务增长更快，远远超过了信托业务，其中最重要的仍是代理购料。战时各军政机关向国内外采购物料均交由中央信托局办理，经该局采购的军工器材，为数甚巨。此外，易货、兵工储料、运输、特种储蓄、保险（尤其是兵险）、承印中央和地方银行钞券及政府所需印花税票等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 抗战胜利以后，信托存款、储蓄存款业务日渐萎缩，购料、易货、储运、处理敌伪产业等政府指定的特种业务一直是中央信托局的经营重心，其中购料和易货业务以其地位之特殊和数额之巨大，给中央信托局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是该局最主要的业务。可见，受政府机关委托的代理业务始终是中央信托局的主营业务，中央信托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府服务工具。 此外，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官营银行信托部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服务政府的功能。如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就曾承办了代中央银行收购棉花和杂粮，代理粮食部收购豆饼，代理农业部办理化肥换谷，接受美援运用委员会委托办理化肥换谷等业务。 “非主流”主营业务 近代主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仅有3家：雷斯德信托公司、诚孚信托公司、正中实业信托公司。 雷斯德信托公司是一家英资公司，设立时间大概在1930年左右，专营遗产管理信托，主要管理雷斯德的遗产。除此之外，该公司很少经营与一般公众有关的银钱信托、有价证券、不动产信托等业务。 诚孚、正中实业信托公司以商务管理信托为主营业务。诚孚公司于1925年在天津设立，1929年改为诚孚信托公司。1935年中南、金城银行出资各半收买重组诚孚，有意将其打造成专营商务管理的信托公司，相继将与自己有债务关系、因经营不善而频临破产的上海溥益、天津恒源、天津北洋三家纱厂委托诚孚进行管理。诚孚以受托人的身份对纱厂进行管理，仅收取管理酬金，纱厂的资产和会计都与诚孚分开。委托人支付酬金的70％用来维持公司日常开支，酬金的30％加上资本所得的利息用来支付股息。公司在经营中不自做买卖，也不吸收存款和自行放款，其自有的股本，一部分存在银行，另外一部分购买公债和外国公司股票，为委托人提供担保。诚孚信托公司历年均有盈利，属于商务管理信托业务收益的管理费和酬劳金两项，历年占总收益的50％以上，1938至1941年则高达80％以上。 正中实业信托公司成立于1941年，按照发起人的意愿，公司着重于经营信托管理事业，尤其着重于工厂的管理。在实际经营中，公司采取的是银行业务与商务管理信托业务并重的方针。公司1941年度最大的收益项目仍然是抵押放款的利息收入，占52％，商务管理信托收入仅占40％。 坚持以信托为主业并非易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环境不断恶化，加上投机市场回报丰厚，诚孚信托公司也经不住暴利诱惑，于1942年改名为“诚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涉足花纱布和证券投机买卖。1942年开始，信托管理费在总收益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买卖花纱布与买卖证券收益则上升极快。1943年度信托管理费与投机业务收益已经平分秋色了。正中实业信托公司也因上海为数较多的工商企业相继停产，致使原先拟定经营的各种商业管理业务不能如愿进行，无法维持公司日常开支，1943年1月宣告清算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