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李英强
“企业的产权保护、资本自由与公共政策研讨会”研讨会现场，图右一为冯兴元，右二为朱恒鹏。
2006年10月30日上午，“企业的产权保护、资本自由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资本自由问题与资本自由指数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他们历时1年多所做出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个纯民间的独立课题组，负责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副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副研究员，技术专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恒鹏。 为了深入了解这项研究的目的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新青年·权衡》记者对冯兴元和朱恒鹏进行了采访。 《新青年·权衡》（以下简称《权衡》）：资本自由似乎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 冯兴元：资本自由这一概念的含义应从资本的含义谈起。什么是资本？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统一的资本概念定义。我们的研究所指的资本，主要涉及作为金融资产的资本和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耐用品的资本。我们所说的资本自由这一概念包涵以下几个维度的内容：保有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 《权衡》：你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资本自由呢？资本自由为什么重要？ 冯兴元：资本自由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这么说，资本越自由，经济越繁荣。在经济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经常就是对资本的垄断和资本自由的压制。这种垄断和压制的存在对于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是十分不利的。民营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其保有、吸引、获得和利用国内外资本的能力。而资本自由对此可起巨大的强化作用；资本不自由，这些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不止如此，资本自由还有助于实现有限政府、法治和财产权保障，缩小政府的活动和干预范围，限制政府可以动用资源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纳税人省钱。 朱恒鹏：资本自由对应的是私人的财产权利保障，意味着对个人财产权利和选择自由的高度保障，而这一点既是增进个人福利（乃至社会福利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所追求的目的。这就像阿马迪亚·森对自由的评价一样，自由既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权衡》：有人认为资本自由只是保护“资本家”的自由，资本自由促使“资本家”财产合法化，资本自由促使“资本家”剥夺工人合法化。也就是说，资本自由给少数人带来福祉，而让大多数人遭受损害。对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冯兴元：其实，正如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强调的那样，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它与每个人都有关，更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 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容易得多。由此可见，限制资本自由，富人和权势者受益，而穷人和普通人受损。资本自由大大地扩大了创业者乃至普通个人的成功机会，扩大了经济自由乃至其他自由，对一个社会的繁荣也极其重要。资本自由恰恰不是只保护“资本家”的自由，而是给每个人都带来自由，无论是创业者，中小企业，工人，还是整个社会。 朱恒鹏：客观地说，中小企业应该是资本自由的最大受益者。资本自由度越高，融资难度越小，产权得到的保护也越好，企业能够进入的行业和领域更多，资本的获利能力也就更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好坏取决于资本自由度的高低。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资本自由对工人也重要。没有资本自由，就业的自由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资本自由增加了员工对雇主的独立性。如果由于缺乏金融自由而难以自主创业，他们只能在不喜欢的雇主手下受气。资本自由的提高会迫使企业更多地重视工人的利益。 冯兴元：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拥有充分的资本自由，自己就可以开一个个人独资出租企业，自己就可以成为自己的老板。这些出租车司机（老板）联合起来，就可以成立一个行业商会，共同维护和增进自己的资本自由。而现在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缺乏资本自由，没法开设个人独资出租企业。他们当不了商会会员，而只能是打工仔。 《权衡》：资本自由指数对全国各省市的资本自由程度作了一个排名，排名有前有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什么造成的？你们是怎样衡量资本自由的高低的？ 冯兴元：资本自由取决于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干预程度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政府的干预越少，对财产权的保护越有效，资本自由程度就越高。分省指数排出的是一个相对位置，得分的差异并不表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绝对程度，只是用来反映哪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相对更高一些，哪些地区相对更低一些。
朱恒鹏：我们的这套指数从“政府及制度因素、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和金融发育程度、金融市场市场化水平”这四个方面分别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的进展，每个“方面指数”反映一个特定方面，每个方面指数又由几个“分项指数”组成（组成各个方面指数的基础指标目前有21项）。这四个“方面指数”构成一个总指数，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水平相对程度的总体评分和排序。 《权衡》：资本自由的各省市排名对地方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冯兴元：我们是希望地方政府可以参照各省资本自由指数得分和排序，找出本地区资本自由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以及与国际最佳实践的差距，尤其是分项指标值差距。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发展战略，亡羊补牢，取长补短，增进资本自由，促进全民福祉。地方政府围绕增进资本自由的竞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治理绩效竞争，其高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当前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竞争。 《权衡》：资本自由指数和樊纲先生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有何关联？两个指数能否相互映证？有无冲突之处？ 朱恒鹏：可是说资本自由指数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的一个领域即金融领域的细化和具体化，两个指数相互映证，反映的信息是一致的，目前没有发现冲突之处。 《权衡》：资本自由指数毕竟第一次发布，你认为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今后会持续公布吗？2005年的指数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朱恒鹏：尽管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和研究，也借鉴了一些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觉得有几个不足：第一个是四个大类指标的划分还存在不很清晰的地方；第二是没有找到一个反映利率自由化程度的指标，这个指标应该是资本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可惜没有找到能够有系统数据的指标；第三个是没有计算全国的资本自由化指数，没有对全国的资本自由化进程做出一个测度。 冯兴元：我们希望今后每年能够持续公布，包括增加发布全国性的资本自由指数。 朱恒鹏：如果可以，我希望明年11月份公布2005-2006年度的资本自由化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