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比较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内、外失衡所共同引发的。因此，必须从解决国内经济的不平衡着手，即立足于提升国内居民消费能力，逐步降低储蓄率，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宏源证券 唐震斌
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势头，GDP同比增长11.5％，创近12年来的同期新高；尤其是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1.9％，比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是自199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升温，同时物价涨速加快，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2％，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9个百分点，6月份CPI更是同比上涨4.4％，创2004年9月份以来的新高。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实际GDP增长速度已明显超过了短期和中期的计划目标，也偏离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处于潜在的合理增长区间的上限。而且，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为外贸顺差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反弹压力较大、工业增长偏快、物价上涨压力上升、节能减污形势严峻等，已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造成当前我国经济高增长、低质量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市场原因，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还是由于内、外失衡共同引发的。从表面上来看，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导致的大量热钱流入，致使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基础货币投放过多，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进而诱发货币信贷和投资增速过快、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因此，普遍认为贸易顺差是导致我国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把不少精力放在如何缩小顺差方面。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实际上，根据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决定公式可以得知，贸易顺差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究本追源外部失衡是由内部失衡引起的，我国的内部失衡具体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 今年6月末，我国各项存款余额为36.94万亿元，占2006年GDP（修订后）的175.16％，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消费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明显减弱。据统计，1993年至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4％，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2.1％，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左右；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相应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73％下降到45％。 较高的储蓄率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因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致使老百姓不敢花钱。高储蓄率必然导致高投资率，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则导致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不能被国内消费充分吸纳，只能寻求向外出口，造成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居高不下。 要想解决外部失衡——贸易顺差过大问题，就必须从解决国内经济的不平衡着手，即立足于提升国内居民消费能力，逐步降低储蓄率，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具体地讲，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大部分。最近十年国内储蓄结构呈现居民储蓄率逐步下降、企业储蓄率基本稳定、政府储蓄率稳步上升的趋势，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事实上，最近几年我国储蓄率上升主要是由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造成的，导致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体现为贸易顺差屡创新高。 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居民对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预防性需求较高，所以我国的居民储蓄大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必须自行承担将来的医疗、养老等支出，明显削弱了当期消费能力。鉴于我国的国情，在现阶段保持适当的居民储蓄率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适当降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扩大政府消费，增加公共支出，增强消费者信心，提高国内消费率。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一直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达24947亿元，同比增长29％，已超过2003年全年税收收入总额；而政府的公共支出一直较低，大量经费被用于行政开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加快，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今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9026亿元，同比增长42.1％，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16.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193亿元，同比增长42.3％，增速超过平均水平。但由于体制原因，大部分企业盈利仍然留存在企业内部，6月末企业存款高达12.4万亿元，它们没有真正进入消费，而是主要用于再投资和改善内部员工的福利。 为了切实启动内需，政府要将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盈利以红利的形式收归国有，同时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加快养老、医疗、教育体系改革，尽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解决普通居民的福利问题和后顾之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使老百姓敢于花钱消费。 因此，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既可以直接应用于国民消费，又可以降低居民个人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使总体储蓄比例降至正常水平。这样才能引导国内最终消费稳步增长，使储蓄、消费、投资、出口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真正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坚持走主要依靠内需发展的道路，避免外部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