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给地方以政策的制订权、创新权和决策权，这是比直接给钱、给政策更重要的实惠
作者：贺军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和成都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内有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的讨论在大众媒体间形成高潮。 其实，“试验区”并不是今年才有的新生事物，早在2005年6月，国务院就首次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国务院再度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试验区”。此次批准成渝两市为“城乡统筹试验区”，已经是第三批了。社会上对“试验区”的慢热，与对“试验区”意义的理解有关。
在笔者看来，要理解中央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图，首先要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新背景。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在改革的顺序上，基本上走的是“先易后难”、“先经济，再政治”的路子。能改的、好改的，都已经有了很深刻的改革。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也积累了很多体制矛盾，产生了很多新问题。 下一步如何来改革？国内外很多看法，都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以此来拉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但也是一个难点。要系统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更加成熟的经济社会环境。现实地来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局部有所突破，寻求解决深层次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创新性办法。 面对新形势下的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难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从上到下来推进深化改革。设立“试验区”则是反其道而行，对一些难以推进的改革，让部分地方在改革难点领域中进行具体的改革设计与突破，来摸索和积累新的改革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试错”。 理解“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关键，一是改革，二是综合配套，前者强调的是改革与突破，鼓励先行先试；后者强调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要跟上，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中央对已有的试验区改革的要求来看，改革内容涉及很广，包括了政府职能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多个重大方面。这些改革领域都有相当的“含金量”，如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自由兑换改革试点、农村土地流转与收益分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的对外开放等，这些改革都是当前的“敏感点”，如果一开始就在全国推行，会有很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中央愿意向地方让渡改革权力，让地方去积极试验取得突破。 之所以采取新的方式来探索改革，是因为靠体制内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社会前进已后继乏力，这就势必需要走到了体制创新这一环。国内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为全国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新经验和思路，创造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和新优势。 由于地方政府直接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因而地方政府对原体制新环境的不适应也就更为强烈，在中央政府看来，选择某个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就不失为一个可行办法。在我们看来，如下方面可能成为中央选择试验区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一是中国改革需要突破和攻关的地方，那些前沿性的改革（如金融深化改革），将成为中央进行试验的重点；二是城乡共同发展，让城市反哺农村发展，在城乡发展上首先实现和谐发展；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停滞区、难点区。 提到“试验区”，很多人自然而然拿它与过去的经济特区相比，希望或认为中央会给钱、给政策。然而，这是对“试验区”的误读。“试验区”并不是由国家直接给真金白银，如国家发改委对浦东新区的进一步改革实行“三不政策”—不给钱、不给项目、不给优惠政策。与经济特区不同的是，中央并未给予试验区更多具体的优惠政策，而是赋予其“先试先行权”。这里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让渡了部分改革的权力。事实上，中央向地方让渡改革权力，这就是给了政策的制订权、创新权和决策权，这是比直接给钱、给政策更重要的实惠。这也是未来中国各地推进改革，可能面临的大方向。 （安邦集团高级分析师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