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众人之治就是政治”。任何一个时期，总是有一批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组织、思考并实施的人，而企业家团体中就不乏这样善于思考的人。
企业家议政空间这个话题，还是要从中国现在的基本政治环境和企业家的生存状况来谈起，这样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企业家议政的“正常”与“不正常”
有人说“企业家议政”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这样认为。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从依靠意识形态治理走入世俗化治理，从绝对的权威主义进入到多元化社会，在这个转型期肯定有无穷的矛盾和问题，要求哪个阶层不说话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撑起中国经济的企业家群体。
而我们所谈论的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亦有它的合理性。
前段时间，工商联一个领导公布了一组数据：现在中国经济里面五成的税收，六成的GDP，七成的出口，八成的消费品，九成的就业全部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民营经济组织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家要为他的企业、生存空间、投资环境发出声音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大型企业、行业龙头，其本身就跟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政治社会的一个风吹草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企业家是人啊，这个“人”的社会属性就是有诉求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取得了蓬勃发展，就在于政府让渡于民营企业的空间增大，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政治精英、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多元发展、利益共享的一个局面，但随着经济发展的高速前进，随着垄断资本、权贵资本的形成，现在变成了一个“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现象。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他们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企业家也老在议论政治之事，这也是一个社会错位。就像是裁判下场踢球，运动员老讲你应该怎么吹哨，观众老在那儿说，我如果在踢球会踢得更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企业家议政，这好像正常，也不正常。
议政空间有多宽
通常情况下，民营企业家议政大概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类是对总体政治层面的议论。因为很多企业家本身就在政治体制里面呆过，比如说邓小平南巡后催生的“92派”企业家，像陈东升、田源、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人，他们是从体制里面出来的，本身就有很好的政治训练和很好的社会管理训练，这群人是有很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针对的问题都是比较宏观的、高屋建瓴的。这一批人的观点可能是社会大众最愿意听、政府最不希望他们讲的。
第二类议政是行业性的。比方说房地产商人关注房地产的行业政策，水泥商人关注水泥市场，做矿山的关注矿山，这种行业性的议论，虽然跟社会有关系，但更多的是跟他自身的利益特别相关。这种层次的议论，政府的尺度就要宽很多。
第三类议政大概就是属于政府最喜欢的，钦点命题，我出题你来讲。
那么，空间到底有多宽？按照一个宪政的国家，按照言论自由和人的思想无罪这样一个标准来看，那企业家议政想议多宽就多宽，行为是要受到边界制约的，议论和思想是不应该受到制约和惩罚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议政空间还有限。
我经常讲，一个社会包含三个阶层：执政的党政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社会民众阶层。三个阶层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最合理的状态是处于一种等边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如果其中一条边扯得太长，就破坏了和谐。
只要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企业家议政也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因为企业家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一定会缓冲、冲抵社会的暴力和动荡，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政府该离企业多远
有人又提出质疑，说企业家积极进入政协、人大，跟政府靠拢，是为了谋取企业发展私利，是为了获取某种特权。
我不否认某些人有这样的动机。
但人类社会里面，政经从来都是互动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只要有政治、经济的社会活动，政经总是在互动。
按照传统的政治学，资本最后决定社会的走向、发展，比如西方国家实际上就是资产统治社会，企业家实际上是政治家背后的推手，这个对不对暂且不说，从这儿可以说明在资本高度发展的阶段，企业是要发出声音的。
我在美国留学多年，看到美国的很多企业家最后从政，或者政府官员又到企业去工作，很多人都是自己价值的实现，因为在一个多元制约的社会里面，边界是很清晰的，社会资源的获得有一套明细的规则，就跟上行的汽车开右边，下行的汽车开左边一样的道理。
这又延伸出一个问题“企业家该离政府多远？”，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政府应该离企业多远？
只有在今天中国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社会职责不清晰的状态下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裁判和运动员应该有多远？政府不能吹了哨子又在脚下帮着踢球，那这场球就没法打了。在经济运动场上打主力的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抢哨子、吹哨子的情况还是很少。说白了，现在民营企业家也就是在政协讲讲话，发发牢骚，议政但不干政，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这个裁判员吹着哨子、带着球就直接过去了，谁拦我就吹谁犯规，我自己一脚把球踢进去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了，不仅在中国，只要有现代工商文明和现代社会秩序的地方，政企关系始终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制约的关系，很多国家暴露出来的权钱交易、政商合一，特别在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道德层面的回归。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离企业多远？也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整体的政府跟企业群体应该有多远？在这个层面上，政府在决定政策方针、社会发展中肯定应该跟企业有一种互动；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官员本人和企业家作为个体应该有多远？这个距离，当然是越远越好。这是关于个人情操、尊严的社会行为，人们痛恨政商勾结，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政治改革是绕不开的路径，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需要疾风骤雨般的改革，简单一点说，先把人大的权力还给人大，把政协的权力还给政协，这就是重大的进步。
现场问答
《商界评论》：您在云南省担任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有十多年了，您怎么看待企业家参政议政？
武克钢：
到今天为止，在整个社会转型发展中，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参政，表现出来的都是一股正面的力量。
我们且不说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有多大影响，但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影响的，因为企业家会站在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这对他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们企业家在云南省提出很多提案，关于云南省开发生活产业的诉求、对于南下东南亚的诉求、对云南省金融发展的诉求、对云南省创建地方品牌的诉求，这些都得到了政府很正面、很积极的回应。
《商界评论》：在您历年的提案中，得到回复的有哪些？
武克钢：
云南省每年政协都有提案工作会和工作报告，提案回复率差不多已经到了90%以上，解决率大概在50%以上。这还是要看企业家本身的议政能力和提案的切入点，如果净讲一些空话，人家也会很容易回复你，回复率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都在99%以上。
《商界评论》：在您历年的提案中，得到解决的提案有哪些？
武克钢：
分享两个案例，一个宏观的，一个微观的。
2006年我提交了一份《大力推进云南省名牌建设》的提案，获得当年优秀提案奖。当时云南大多数都是做原料性的产业，品牌增值部分云南基本上没有留下，云南是除西藏以外“中国著名名牌”、“中国驰名商标”最少的省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呼吁政府很快就响应了，因为跟政府的很多诉求是一致的。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原来我住在昆明郊区，从家到办公室要经过一个刑场。因为以前昆明的城市很小，城市扩容后刑场就在市区，有好几次上班途中正好在执行枪决，警车把路封了，车拦下，等几个小时过后，里面响起枪声，有人抬出来才放行。大概在2006年，我在省政协做了这个提案，大意就是城市扩容把刑场放远点，不要扰民，结果很快得到答复，把刑场搬迁了。有一次开会，公安局一个领导过来说，“克钢，你帮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喊了没人理我们，你带政协委员一签名，这个很快就落实了”。
《商界评论》：每年两会上都会曝出有争议的提案，民营企业家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武克钢：
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没阻碍啊。到了政协有什么阻碍，就议你的嘛，我们政协里面常讲“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参政议政嘛，只能去影响。政协委员在政协说话还是蛮自由的，不像过去一定要按照什么口径说话。
至于说个别的“争议提案”，人嘛，不光是企业家会说雷人的话，你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雷人的话更多，这个要看整体，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一句精彩的话，“我可以用100个例子来证明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同样我也可以找出100个例子来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简单地找一个例子来证明是对是错。
《商界评论》：您2012年的提案是什么？提出此提案的初衷是什么？
武克刚：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可能人生也该做减法了。一开始还是想提比较宏观、比较大的议题，好像能够引起关注。后来想，没用，那些宏观问题不是云南省能解决的，也不是我们政协能解决的，还不如多提一些如杀人刑场搬远点那种能为社会、为老百姓、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议题。
我今年的提案是云南省新机场要成为云南省本地品牌的一个展示窗口。云南新建成的机场是南部最大的航空港，起因是我想在新机场做一个云南红的展示区，结果发现困难重重，层层寻租，名额都被官员占了，我想我一政协常委要申请一个展位都这么难了，那其他的民营企业家岂不更难？这是没有道理的，机场是一个公共区域，是一个社会区域，政府你不能全都用来寻租，总要搞一点公共形象嘛。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两张皮了，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两个世界。体制内唱红、打黑、折腾是非正常社会的圈子，而正常的社会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其实老百姓要求不高的，只要菜市场的菜不要涨得太高，开个小店税不要交太多，这个正常的社会扩大了，中国就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