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陈伟
央行对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调整频率令人吃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央行连续两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至11％，理由是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央行决定把准备金率调整作为控制目前过快国内信贷增长的“最优”政策，这种选择显然受到我国汇率制度的约束，汇率稳定优先的考虑使得央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流动性过快增长的“恐惧”使得央行不得不频繁地使用准备金率调整的这样直接货币政策工具，这是一种痛苦的权衡。
然而，就准备金率调整本身而言，似乎很多技术性的细节已经在逐渐被人淡忘。 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广袤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别使得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不同类型的银行或不同地区的银行承受的影响远不一样。经济发展的程度、银行规模的差别都在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银行的超准额准备水平。往往是，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较少；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的超额准备较少。因此，“一刀切”的准备金政策的影响也往往是大相迥异。 从实际情况来看，根据央行曾经的研究，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在一些不发达省份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作用力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富足、头寸宽松、流动性的有限放松和收缩对其影响不大。数据显示，2006年底，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率已高达4.78%，根据经验，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必然高于这个平均数。即使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其影响也不大。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以及超额准备金两个指标的走势，似乎都没有显示出向央行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明确动向。
而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资金实力有限，头寸水平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甚为敏感。中西部省份的城市商业银行更是如此。一般来说，城市商业贷款在私营及个体企业贷款中占较大的比例，私营及个体企业贷款的变化基本能反应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动向。央行的研究显示，在1998年3月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以及1999年11月存款准备金率从8%下调到6%后的2~3个月内，金融机构对私营及个体企业贷款同比增长率表现出逐月上升的情况；而在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之后，情况又走向截然不同的反面。 可以认为，以上的研究具有普适性。时至今日，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资金供给将面临着存款准备金率剧烈调整带来的挑战，但是这在流动性过度泛滥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善意”忽略的问题。富有戏剧性的是，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创汇部门，甚至不能称为是流动性泛滥的地区。这种“没有生病却吃药”的后果必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资金成本升高。 事实上，准备金政策的调整的不同效果其实只是中国货币政策执行地区差异的一个侧影。虽然变化周期趋势基本同步，但是欠发达地区在历次货币政策的调整中总是慢复苏、快回调，发达地区是快复苏、慢回调，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地区差别处处存在。 因此，此时，央行似乎应该增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灵活性，探索使用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来弥补地区间差别，而不能仅仅是目前这种僵硬的“一刀切”政策，特别是不能误伤不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这些企业似乎更关乎不发达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尽快抛开“货币政策必须坚持统一性”这种学术上的天真吧，制定更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这无损央行对独立性的追求，反而更能彰显央行调控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