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陆南
2006年底刚被任命的天主教华沙大主教维尔古斯，因为曾经系波共情报人员的身份，被迫辞去主教职位。波兰，在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他的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推动下，净化运动再次进入了高潮。
2007年1月7日，在波兰华沙圣约翰大教堂的红砖墙内，维尔古斯神父在读完一份辞职声明后，慢慢摘下他的眼镜，沮丧地走向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几步之外，另一把本属于他的椅子，静静矗立。 红砖墙外，密密麻麻的群众在细雨中静默，在得知消息后，开始发出骚动，并引发了两派的冲突。 墙里墙外，还有坐在维尔古斯附近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共同见证了一出跌宕起伏的政治戏剧。这出戏剧，包括了“梵蒂冈”、“秘密警察”、“东欧共产党”等最富戏剧性的政治名词。而戏剧过后，波兰人惊恐地发现，17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走出1989年政局巨变的阴影。 维尔古斯的过去 这一天本是华沙大主教维尔古斯就职的好日子。 2006年12月6日，教皇本笃十六世作出了他上任以来最重要的任命，让维尔古斯这位普洛克（Plock，位于华沙北部）主教执掌华沙教区。华沙对梵蒂冈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实际和象征意义的地方。 波兰不仅是欧洲最重要的天主教徒聚集地之一，同时还是前任教皇保罗二世的故乡。在保罗二世逝世的时候，西方世界对他最重要的评价就是：帮助波兰完成了民主革命，推翻了波兰共产党。在冷战的日子里，波兰天主教会是西方世界插到东欧的一杆旗帜。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维尔古斯东窗事发后，梵蒂冈仍然坚持对他的任命，并表达了坚定的信任。 2006年12月20日，波兰极右派杂志《Gazeta Polska》率先披露，根据前波兰秘密警察组织——波兰内务部情报局的档案显示，维尔古斯曾经服务于该部门，并成为波兰天主教会中最重要的情报员。 维尔古斯在接受质询时当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只是和前来教会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员有过例行谈话，并一口咬定这是反对者“有预谋的攻击”。 此后，波兰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规模跟踪报道，波兰政府和教会也成立了两个调查组，对维尔古斯的过去进行调查。 不久后，波兰最受尊重的报纸《波兰共和报》发表文章，详细披露了维尔古斯的秘密情报员生涯。这位差点成为波兰最重要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人，从1967年开始，就成为波兰情报部门的合作者，当时他还只是Lublin大学的哲学系学生。 材料显示，他一共参加过3天的专业情报培训，并得到奖励，后于1973年穿过柏林墙，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后于1975年返回波兰。 2007年1月5日，政府和教会的调查报告也都证实，维尔古斯是一名波共间谍。教会历史委员会确定，他的行为是“主动”，且“有意识的”。 在事实面前，维尔古斯承认自己为秘密警察工作，但辩解说，那样做只是为了出国。迫于压力和恐惧，他不得不与情报部门签订协议，从慕尼黑发回一些其参加的学术会议的资料，并保证不参加反党活动。“我从来没有主动去监视一个人，或者伤害任何人。” 对此，《波兰共和报》无情地指出，维尔古斯回国后，在Lublin天主教大学教授中世纪哲学，并连续三次成为该教区的首席神父，直到1999年，保罗二世晋升他为普洛克地区主教。期间，他监视他的学生和教会中的同伴，共与秘密警察会晤50次之多，并用三个化名提交了数份报告。 教会的讽刺波兰的独立调查记者Lesze Szymowski说：“波兰将神职人员看成重要的情报提供者。他们可以报告教会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政府用他们来打击教会，通过他们提供的情报来采取行动，灭教会威风，并打击波兰人对教会的信心。历史上，波兰的神职人员还经常被克格勃用来对付教皇保罗二世。”资料显示，当时每10名神职人员中，就有一名为秘密警察服务。 2005年，保罗二世教皇身边的一位教士Malinski被查出曾经在1980年代为波兰情报部门工作，而另外一些波兰神职人员也涉及其中。为此，波兰的天主教会还专门做了道歉。 最富戏剧性的是，维尔古斯还曾经于1978年再赴慕尼黑，而那时，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那时的约瑟夫·拉青格正在该校教书。两任教皇都与维尔古斯有着不解之缘，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一步步提拔起来的这位波兰人竟然曾是一位波兰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者。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对梵蒂冈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波兰曾经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1984年，波兰第一批起来反对波共的教士之一——Jerzy Popieluszko就是被教会中安插的间谍告密，而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最后抛尸水库。 在压力面前，梵蒂冈果断作出决定，要求维尔古斯递交辞呈，而让原来的华沙大主教格莱姆普红衣主教继续暂时担任该职，一直到新的大主教产生。这在梵蒂冈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英国《卫报》在事后的社论中说，这是本笃十六世继对穆斯林失言后的又一重大失败。 分裂的国家 回到1月7日的那个下午，维尔古斯在宣读声明时，引用了教会法的规定，这个条文显示，当神职人员有不当行为发生时，教会将勒令他们辞职。 华沙大学教授Zbigniew Lewicki坚信，是波兰高层，甚至是总统与梵蒂冈的直接交涉，让急于保全面子的教皇最终改变了主意——同意维尔古斯辞职。 在维尔古斯作出辞职决定后，在场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当即站了起来，鼓掌欢迎这一时刻的到来。但他很快察觉到现场气氛的异样，随即停了下来。 轮到格莱姆普出场了，这位在波共统治时期著名的民运分子，深深地为维尔古斯鸣不平：“今天，判决降临在维尔古斯神父的身上。但是，这是怎样的判决？这种判决就基于一些文件的碎片，它们被照相机拍下来，并且已经复印了超过三次，我们不要这样的判决。” 底下一阵掌声响起。“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维尔古斯的支持者大声喊道。台上的卡钦斯基表情严肃。 这是一个分裂波兰的再现。国民分成了两派，争论是否应该清算历史，是否应该让自己活在过去。而这也成了整个东欧地区前共产党国家的共同命运。 卡钦斯基是一个亲美总统，同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上台之后，加速了波兰的历史清算工作，扫除波共留下的阴霾，主张用波兰的天主教传统来重塑国家的灵魂。 在前华约国家，1989年后，普遍出台了《净化法》（Lustration Law），即任何曾经任职于共产党秘密警察机关的个人，都不得在民主新社会的政府机关和与公民利益有关的机构担任职务。 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民主德国，普通民众甚至可以公开查阅秘密警察机构的档案，以抓出当年的间谍。 历史怎么办 与这些国家相比，波兰的起步有点晚。从1990年开始担任波兰总统的瓦文萨曾经是波共统治时期国内最大的反对派领袖。他主张国家在清理这些秘密档案时，应该遵循保密的原则，并要求保持稳定，不要让大批的国家工作人员被驱逐。 但他没有想到，当他于2000年重返波兰总统竞选的舞台时，这些档案已成为反对他的一个工具。 竞选总统时，关于瓦文萨的秘密材料被有意泄漏给了极右杂志《GazetaPolska》，上面说这位曾经的反对派事实上在1970～1976年间，化名Bolek为波兰情报机关工作。 一时舆论哗然，曾经的民主英雄走上了法庭，面对人民的审判。幸亏后来在一份1985年的情报机关报告中发现，用来指控瓦文萨的材料是该机关捏造的。 1982年，当时的瓦文萨以一个异议分子的身份角逐诺贝尔奖。为了打击他的名声，波共的情报机关伪造了这份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渠道偷偷送到了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但仍没有阻止瓦文萨于1983年获奖。 瓦文萨事件后，众多波兰国内媒体和政治家要求停止这种“洗白”活动，因为“清算过去往往是被政治利用，而与公正无关。” 同时，其它的东欧国家也遇到了相同问题。捷克共和国是第一个作出将历史抛在背后决定的国家。而斯洛伐克虽然拥有《净化法》，但也已经很少使用。 只是在波兰，新总统上台以后，又将净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卡钦斯基和他的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准备对所有政治家、记者、艺术家和政府官员的背景进行调查，彻底扫除共产党的残余。他们担心，一部分残余的秘密情报员与俄罗斯的情报机关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维尔古斯辞职后的第2天，Klakow地区Wawel教堂的首席神父Janusz Bielanski也因为间谍调查而引咎辞职。在当前的清洗气氛中，他显然不会是最后一个。 事实上，维尔古斯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的。1990年代初期，曾经担任波兰内务部部长和情报组织头子的Czeslaw Kiszczak告诉教士们，他们的资料已经被彻底销毁了。但是没想到的是，一些资料被拍成了照片，继续保留了下来。 17年过去，这些沉睡的历史重新导演了一出曲折的戏剧，决定了维尔古斯的命运。但在这出戏剧面前，波兰人和其他东欧人一起，面临痛苦的选择：到底是与历史和解，还是在对历史正义的追求中，寻找自己的未来。
这真是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