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蔡伟
俄国人奥登堡的敦煌之行是在斯坦因首次进入敦煌的7年之后。对于敦煌，俄罗斯人是姗姗来迟者，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掠夺中亚和东方艺术品的过程中，俄国人却是个大赢家。
这一切得益于俄国考察队领队奥登堡院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藏敦煌艺术品的家底
“俄罗斯的敦煌艺术品主要存放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前往俄罗斯之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会长柴剑虹先生告诉记者。在艾尔米塔什访问考察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院远东部吴欣博士介绍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实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中最小的一个，前三名分别是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位于该馆三楼西侧的中国馆其实属东方部，那里除了中国文物，还收藏有大量中亚、中东、近东和远东许多其他国家的文物。敦煌厅并不是经常开放，博物馆东方部鲁多娃博士解释好几个中国艺术品展厅不开放原因是“博物馆经费不够，不能给全部房间提供供暖”。 “博物馆东方部的敦煌收藏品全部都是奥登堡从敦煌带回来的，主要部分是1930年7月和1931年11月，从苏联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进的。1977年2月，大部分绢画和纸画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转移过来。”俄藏敦煌文物的历史和脉络，非专业学者很难弄清楚。80多岁的鲁多娃博士是当今俄罗斯为数不多的敦煌研究者之一。她在1943年从圣彼得堡东方系毕业后一直在艾尔米塔什从事研究。俄罗斯的敦煌文物（奥登堡搜集品）虽然全部在圣彼得堡，但是几十年中，不同种类的文物存放地点和机构却多次变动，因此奥登堡带回来的敦煌藏品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多年来一直不太清楚。 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提供的资产清单上，敦煌藏品一共是357件，但实际数量少于这个数字。鲁多娃解释说，那是因为在修复过程中有些残片被拼成了一件。在敦煌收集到各种文物后，奥登堡把他的每一件搜集品——无论是一个完整抄本还是一块沾满黄土的泥块或被熏黑的纸片——全部编号。他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沿用了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开创的敦煌石窟编号，完成了对当时敦煌石窟的全部编号。奥登堡搜集品的全部，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抄本，大部分出自18个敦煌洞窟，其中13个目前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其余5个洞窟目前还没有和敦煌研究院的编号对上，因此某些文物来源至今不清楚。不过鲁多娃说，几十年来奥登堡藏品没有什么散失，目前除抄本外，所有俄藏敦煌艺术品——其实是奥登堡两次中亚考察的搜集品总和——都被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包括佛幡、麻幡66件;佛教绢画断片137件;写本佛教会画断片43件;塑像24件;织物38件;写本残片8件，一共316件，“最主要的珍品都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里”。 1914年奥登堡抵达敦煌时，大宗的敦煌文物已经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来得早却不懂中国文化的斯坦因拿得多，来得晚但精通汉学的伯希和拿得精。奥登堡和他的考察队开始搜集敦煌洞窟内残留的文物。那些已经脱落断裂成碎块的壁画，已经被践踏成泥团硬块的绢画和丝绸被考察队一一清理出来，带着洞内的泥土和尘埃，全部装箱带回了俄罗斯。鲁多娃博士认为，这正是奥登堡的最大贡献之一:由于他是站在一个科学工作者而不仅是文物收藏者的角度，因为他把那些被其他国家搜集者抛弃的文物尽可能地全部搜集起来。 直到30多年后的1947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最好的文物修复专家才开始在博物馆的大型绘画工作室内，开始时至今日尚未结束的修复工作。鲁多娃让记者看一幅公元8世纪唐代《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就是一件被修复的珍品。从现存残件看，这幅绢画原来面积相当大，如今只剩右下角不足1平方米的不规则残片。尚未丧失颜料层的丝绸上画着靠近池塘的一组菩萨像和4个男性供养人。供养人的官服“垂脚蹼头”，显示出典型盛唐时期的服装样式和色彩。“从这幅画你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唐代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鲁多娃说，这幅画是她亲自修复的。从当年箱子内的8团干硬的碎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前后用了差不多10年。一件文物的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正如这幅画，不仅让后人直观了解唐人对于佛教的信仰之风，更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中国绘画风格的实物——事实上，唐代绘画的原本至今已极为罕见。作为唐代文化研究者，鲁多娃相信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唐代存在一种独特的肖像画，这种绘画表现形式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的画家顾恺之，以及公元6世纪色彩理论家谢赫的观点。顾恺之曾经说过:“凡画，人最难。”谢赫“六法”中认为“第一气韵，生动是也”，人的气质和内心是最能够体现人物画精神实质的。这幅《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被鲁多娃认为是艾尔米塔什敦煌艺术的珍品，“这反映出顾恺之影响和风格的唐人肖像画，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唐代画风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绘画艺术”。 在艾尔米塔什接受莫高窟唐风中现实主义的源流令人惊奇和兴奋，因为飞天这类佛教艺术品似乎代表了大多数人对于敦煌艺术的印象。为此，鲁多娃提醒记者关注玻璃橱窗中两件护法兽塑像的价值。据奥登堡考察记录，这两尊高约1米的塑像出自莫高窟初唐时期321洞窟主龛的两侧。1942年鲁多娃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注意到它。“因为这种护法兽塑像和中国传统的‘镇墓兽’，以及传说中的麒麟区别很大。塑造方式基本采用写实手法，而没有魏晋隋唐时期同类雕塑中夸大头部的手法。在卫国战争中，许多文物被运到西伯利亚。由于干燥和搬运造成很多陶器和壁画干裂。这两件护法兽塑像由于用泥土塑造也曾产生干裂，我们最后用纱布把它捆扎起来灌入胶水等材料，最后终于修整复原。”鲁多娃说。
世界敦煌学家如今已公认，虽然从欧洲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物看，尤其在艺术品方面，俄罗斯藏品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你看看这个”。 鲁多娃指着玻璃橱窗内另一个男性泥塑头像。这个造像猛看之下好像一个菩萨头部，其实却是一个写实作品。身躯已经永远遗失，脸上却拥有菩萨一般慈眉善目的从容，是奥登堡考察队在莫高窟内最值得自豪的发现之一。鲁多娃示意记者蹲下来仰望这个唐代男子的面容。“你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眼珠，他的嘴唇线条非常细腻，发髻用一种从没有见过的方式盘在头上。”鲁多娃让记者膜拜她所赞叹的这件“伟大的中国作品”，因为“在世界所有其他博物馆的敦煌艺术品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头像”。 东方学研究所:浮出水面的俄藏敦煌抄本 相对于为数不多的敦煌艺术品，奥登堡敦煌搜集品中更大部分是敦煌抄本，主要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边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对敦煌学者来说，这是比俄藏敦煌艺术品更神秘、更渴望一窥的收藏。 “敦煌文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学者可以通过文书复原历史原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博士吴欣说，“中国过去的历史着重考据，主要依靠正史。但随着20世纪考古的发现，需要从考古的方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论证法。敦煌文献就证明了二重论证。它提供了二十四史中没有的，先获得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和毫末。能最直观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生态。而敦煌便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吴欣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中亚粟特文化。在她看来，粟特民族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文字书写的粟特文信件，被称为“粟特古文信札”。这些信件是在武威（凉州）和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的贵人的书信，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这些写于公元312年前后西晋时代的信札有两封是从敦煌寄出的，证明了敦煌和另一个发信地点武威都是当时粟特商人居住的地方。“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的另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明我是谁。”吴欣说，他曾经前往著名的粟特文化考古专家鲍里斯·马尔沙克在土库曼斯坦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让他们的国家找到了文明的源头和自信心。 柴剑虹先生的引见和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的接待让记者有机会一窥敦煌文书原件，条件只有一个——不能照相。进入抄本收藏室厚重的木门，必须先按一下远在门厅之外另一扇大门上的电铃，之后才会有一个老太太开门。收藏室中是一排排密密匝匝的柜子，两排两立方米大小的木箱子。敦煌抄本和其他来自中国黑水城和吐鲁番的文书抄本都存放在内。 波波娃介绍，东方学研究所所在地的前身是俄罗斯亚洲博物馆。苏联时代这里是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图书馆，直到1956年东方学研究所才搬到这个楼。楼内虽然古老陈旧，但至今仍显得豪华优雅。收藏室内是一个内两层楼。中间的厅大而高，靠南的一边还有一个二层内阳台，似乎原来是一个华丽的舞厅，厅内那虽然陈旧但依旧华丽繁复的枝型大吊灯便是佐证。“这个房子原来是普希金时代沙皇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的府邸。”管理员老太太说，收藏室正是当年的舞厅。“我们查阅敦煌写卷在东方学研究所一楼的大厅里——据说是沙皇亲王宫殿的浴室改建的，现在成了会议室。”潘重规先生1973年来东方学研究所寻访敦煌抄本后曾经在《列宁格勒十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主人唯一保留的信息是当年的生活照片，安静而不起眼地放在一排存放资料的大柜子前。 查阅前的工作是借阅两本敦煌抄本目录。陪同记者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亚丁教授师从著名的敦煌研究专家项楚先生，正好在圣彼得堡访问研究。刘教授特别指出敦煌文献编目的重要性在于，不但能了解俄藏敦煌文献的家底，也是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索引，因此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多年来一直被世界敦煌学者所关注。管理员提供的两本目录由俄罗斯敦煌学者孟列夫在1962年编撰。从“目录”中可以看到俄藏抄本大部分是佛教经典，刘亚丁说，这正是俄罗斯藏敦煌抄本的主体。此外还有大量世俗文书，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论语》等。还有很多是公文和普通人的杂写。相对于佛经，世俗的文书往往能够提供更加细微、并且正史所缺乏的历史信息，因此更有价值。 记者见到的抄本原件中有一张47个字的《左传》残片，“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而有数”书法流畅，笔法似赵孟《道德经》。相比今天通常看到的《左传》文本，这个不知道是何年代的残片中只多了最后一个“而”字。所以刘亚丁教授说，更有价值的是另一些杂写。比如写有“箭五支刀一口镜子一面香炉并案经中香一两干鱼鹿脯鹿角一具牛骨一具羊骨一具”等文字的杂写。似乎是某寺庙或家庭在节日或祭祀时采买的清单，让后人得以了解当时居民常用的多种生活用品。这正是中国的正史中缺少的信息。 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女士说，经多年清理研究，俄藏敦煌抄本目前确定的数量约是1.8万件。“每个目录有一个俄藏编号，每个编号都是唯一。简单说，哪怕一个文书碎片，或者是只有一个字的一张纸片，都会有一个单独的记录。”编著目录是一个艰苦而艰难的过程，柴剑虹说，苏联之所以直到60年代才逐渐公布敦煌抄本的目录有各种原因，最关键是“二战”之后敦煌学研究人员的缺乏。“正如孟列夫博士所说，俄方1957年开始编写此书时，全力以赴者，实际只有他一个。其间虽然参加过几人，并不固定，时编时停，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他和丘古耶夫斯基二人。”自1962年孟列夫完成最初2本编目后，时至今日正在进行的还有3本。波波娃说，这5本目录包括5000份左右的卷子，但也只是全部15本抄本目录的三分之一。正如波波娃自己介绍，后续敦煌目录出得如此之慢，原因是东方学研究所内目前除了她以外，只有她的两个博士在进行这项工作。而她本人虽然是孟列夫的学生，专业却并不是研究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