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汪丁丁
中国社会是是一个同时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转型的社会。经济学家在每一次提出政策建议或政策批评时，都应将他们习惯了的理论的市场与现实中的市场相比较。仅当这两种情境之间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建议或批评才可能是正确的
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有所了解的经济学家最初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常常失灵？换句话说，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的“市场”，远比在西方社会里的市场要更经常地失灵？
这个最初遇到的问题有些“伪”，因为它不对“市场”加以界说。所以，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市场远比在西方社会里更难以生存？ 在问了这一问题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是经济学家。因为他追问的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要求经济学以外的解答。 韦伯，是一位经济学家——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他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它是一套社会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和新闻，独立的会计、统计，审计、独立的执法和官僚制度等等，它们有一个名字，就是“支撑系统”——supporting systems——注意，system是复数。 韦伯说，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效运行，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支撑系统的有效性。所谓“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其次是独立运行从而超越人情与利益关系的规则和程序。 于是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市场”？言外之意，在一个韦伯所谓“非西方社会”里——那里几乎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和政治传统，也没有与西方历史相应的支撑系统的历史，因此没有支撑系统——什么是“市场”？ 也是面对西方的社会理论问题，奈特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至少对阿罗这样的经济学家影响很大——《竞争伦理》，这本文集在阿罗的博士论文中多次被引用，并且直接导致了阿罗的博士论文《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后者包含了今天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内容，所以其影响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里——此时立宪选择和公共政策的理论根据对大众和政府而言都显得特别重要，简直可以说“越来越大”，至少是“方兴未艾”。 现实中的市场，既要求韦伯所说的支撑系统，又要求奈特所说的伦理和情感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两者都缺乏，如果不是都没有的话。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什么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理论中的“市场”，经济学家喜欢完全竞争模型，虽然它很抽象，但它为他们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生活提供了或许是最方便的参照系。现实情境（不论它是否可以称为“市场”）越是接近这一参照系，自由市场经济学就越有参照价值。 如果现实情境与理论情境之间有重要差异，那么，经济学家愿意做如下两类事情：（1）在完全竞争模型里增加适当复杂的因素，使它接近被考察的现实情境。所以，经典理论可以有许多版本；（2）提出政策建议，改善现实情境中的经济生活，使它接近完全竞争模型所提供的理论情境。所以，经济学家通过寻找和落实帕累托改善对现实情境有所贡献。 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是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是一个同时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转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经济学家在每一次提出政策建议或政策批评时，都应将他们习惯了的理论的市场与现实中的市场相比较。仅当这两种情境之间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建议或批评才可能是正确的。
事实上，作为系统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们很容易忽视中国市场的历史特殊性，我们很容易将“市场”当作一个抽象的经济形态，把它想像成在任何现实情境中都是有效率的。 此刻，常识特别重要。只有基于常识，经济学家群体才可能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实在的经济学。——注意，我说的是符合中国社会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符合西方社会实在的经济学。 按照我们的观察，最近若干年来，在中国的公共政策领域，大众与经济学家群体之间的愈演愈烈的意见冲突，很大程度上，确实应归咎于我们经济学家日益习惯于将理论情境中的市场混同于现实情境中的市场，从而提出了相当多的不属于中国社会实在的政策建议和批评。 我们由衷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甘愿离开政府决策机构，充当民间经济学家或边缘经济学家。同时希望，那些为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咨询的经济学家们，更习惯于反思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建构起来的理论中的市场模型，更真诚地了解中国社会中的现实的市场及其诸多历史特殊性——后者往往意味着支撑系统和伦理基础的缺失或变形。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批评那些借助于西方“政府”理论来思考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和官员们，说他们错置了语境，把西方概念不加批判地搬用到中国现实中；从而错误地想象了我们的政府行为，错误地以为我们的政府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并由此而错误地建议开征只有在政府的最坚强的自我约束之下才可以开征的诸多税种。 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历史的。概念要在另一历史过程中获得运用，总必须离开它所形成的那一历史。于是，任何理论在另一历史过程中的成功运用都需要本土知识的支撑。这些本土知识，几乎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理论形成时所依赖的那些专业知识。前者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更接近直觉，它与当地生活的“常识性知识”融为一体，它培养了理论家的“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