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孙凡
入世五年,中国政府在涉外经贸政策和执行能力上,有明显进步,学会用别人的规则把游戏玩好,玩成赢家,是这一件工作的精髓。
逐利的商人最精明,如果将他们付给中国市场持续成长的差旅费算成信任票,也许比任何一个贸易体发布的贸易政策文件更有说服力。 “这五年,来我们中国区酒店开会的美国商务客增长了大约七成,我们80%的客人是商务散客,而这其中又有35%来自美国”,黎宇光说。这位分管万豪国际集团(Marriott,以“服务的精神”而著称的美国酒店集团,历史逾80年,管理全球2800家酒店)中国大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市场的香港人,喜欢援引数据:“亚洲金融风暴过去九年,马来西亚的万豪仅从五家成长到六家,而菲律宾万豪仍在两家原地踏步,中国则是从零长到三十,在2010年前,我们还有更多展店计划。” 这些信任票,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而投出:中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必须使他们代表国家做出的行政行为更透明、更公平、更具系统性,中国才能因遵守WTO成员义务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遵守规程,才不惧透明 “尊重中国国情”曾一直是做中国生意的要诀,因为中国游离于共同商业守则之外的历史太长,把握各种模糊尺度是商人的第一堂必修课。 1967年,每个来中国参加广交会的西方人手里都拿着一本酷似《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只不过书名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它介绍了与中国官办外贸机构做生意的诀窍: 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带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意向你提供)。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 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 始终要记住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利益是不变的,手法是可以变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的产品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我们一直喜欢在足球场上踢野球,不要裁判,愿意怎么踢就怎么踢”,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吴家煌说,“但是进入了这个“国际足球俱乐部”——中国加入WTO,所有贸易行为必须要遵守这个组织的规则,我们到底该怎样去适应?应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们能力的提升?” 全程参与“复关”和“入世”谈判,让这位前海关总署关税司司长“从黑头发谈成白头发”,吴家煌对中国海关能力提升很赞许:“现在每年中国海关要处理超过4000万张进出口报关单,其中2000万份是进口报关单,进口关税要征,而且征收行为都要符合WTO《海关估价协定》。我们海关包括缉私警在内四万八千人,在各口岸从事估价工作的人员不到300人,履行WTO的透明义务,需要强大的能力做后盾。”《海关估价协定》规定征税要以买卖双方实际成交价为基础,这虽然可以限制海关自行规定“最低价格”的武断做法;但面对诚信稀缺的中国商业环境,买卖合同上的价格往往不可信,因此,根据《海关估价协定》用对四种“替代价格”,才能让买卖双方口服心服。 生成有说服力的“替代价格”,需要经过细致的数据加工:海关总署在广州设立了一个价格信息中心,负责主要进出口商品价格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发,供各个口岸参考。上海、天津、深圳、宁波和哈尔滨等5个口岸成立价格处,必须及时报送各自盯管的价格信息。海关总署把中国进口最敏感,价格上容易出错的商品,分发给各个口岸,这些价格信息都是即时更新。 “‘入世’前,总署就开始进行风险管理,因为每一个时期,都有某些商品在价格上特别容易出差错,那么我们就对这些商品进行风险监控。入世后,管理模型得到改善”,吴家煌说,“严格价格信息收集,加上风险管理模式,海关价格管理的能力提升很多。” 在被称为“中国入世海关审价第一案”的“肇庆外贸公司诉肇庆海关估价行政纠纷案”中,肇庆市外贸开发公司因不服海关将其三票分别从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进口,单价为0.05美元的集成电路,最终估为0.0898美元和0.09美元,将肇庆海关诉至法院,最后终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肇庆海关估价正确、程序合法,究其原因,海关价格信息体系功不可没。 有系统,结果才可预期 2005年12月29日上午10时许,一辆载有价值2000美元的富士康公司产品的香港货柜车,经过连接深港的陆路口岸皇岗海关自动核放通道通关,深圳年度外贸出口由此迈上1000亿美元的台阶。中国加入WTO加速进出口两旺,深圳是其中缩影:从1992年10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500亿美元,用时11年;而再次翻番,只用了两年。 如何让这庞大且每年不断攀升的物流,不阻滞在海关,对中国是一大考验——世界工厂生产的产品,每年有1/3通过海关出境。 “行政效率是可以量化的,4000多万张报关单,审核快慢都是一支笔。是三天、三小时、三十分钟,还是三分钟或是几秒钟就看各部门行政协调的能力”,吴家煌说,通关背后联动检验检疫、银行支付各个方面,电子关口早已经延伸到企业。 贸易便利化,不再是因为承担WTO成员义务而做出的被动应变,而是中国市场的内生需求。让效率可预期,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 2006年名列《财富》杂志“全球500大”第206位的台湾鸿海集团,在大陆的子公司富士康鸿富锦自2002年起,就一直位列大陆出口榜首,从43.87亿美元到2005年144.74亿美元,四年成长逾三倍,中国海关的高效率,极大保障了鸿海的“全球交货”。鸿富锦2001年就开始实现海关电子“联网监管”,10多分钟就能完成报关手续。 在深圳皇岗海关自动核放通道,车辆只需四到五秒便可完成电子数据对碰,顺利通关。这个速度比以前快了60倍,皇岗海关一天通关货柜车约有三万辆,24小时不间断验放,留给每辆车的时间只有4.8秒。 海关通关提速解决的是单批货物,但是不同行业货物的全球大挪移,最担心的还是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以下简称TBT)和动植物检疫措施(以下简称SPS),各国非关税壁垒浩如烟海,较有隐蔽性,一旦碰上,就有可能整个丧失市场。因此搜集、分享TBT和SPS信息,迅速找到对策才使企业对产品前景有正确预期。2005年10月15日,欧盟将十溴二苯醚阻燃剂列入RoHS指令(欧盟限制在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有害物质的指令)的豁免清单。广州技术性贸易壁垒联合应对体系(以下简称广州体系)将这个信息通报给三菱(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价值数十万元的十溴二苯醚阻燃剂因此没有被稀里糊涂地淘汰掉。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原因”,这是广州体系2005年专家年会的共识,但是要使信息对称,还需从基础工作做起,到目前为止,广州体系建立的以行业和地区为专题的TBT信息库,搜罗WTO所有成员国的技术法规、国内外标准70万册,TBT通报数据4000多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专门设立中心,通过“WTO/TBT-SPS通报咨询网”以实时滚动的方式通报各国的TBT和SPS信息。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倍感振奋。前者让中国一偿体育强国的夙愿;后者则为中国经济更加融入全球经济设下行政标杆,会让全世界对中国产生更好预期。 “我们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总共谈判13年,这13年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训练,加入WTO时我们已经训练有素”,吴家煌用事实来印证他的信心,“无论从一年一次的过渡性审议,还是从WTO对贸易大国贸易政策审议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把我们遵守WTO规则打分,三分为及格,四分为良,五分为优,我们得优。” 案例:知己知彼,才能争取公平 2004年,中国修订《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条例》因此在同年4月15日再做修改,这已是自1997年以来,为适应中国加入WTO需要而做的第二次修订。 2004年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切的“焚鞋事件”,对中国制鞋业者来说尚是一个新鲜的记忆;2006年10月7日,欧盟宣布对原产中国的皮鞋征收为期两年16.5%的反倾销税,再对中国制鞋企业加上一道枷锁。 中国鞋在欧洲的遭遇,并非是单纯低价倾销,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强大制造能力对WTO其它成员国产业带来巨大压力。在实现皮革和橡胶全球采购,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鞋企业面前,西班牙的制鞋企业迅速溃败:西班牙制鞋产业产值2001年后大幅下降、出口急速萎缩;规模最大有200人以上的企业在2004年还有二家,到2005年,仅剩一家。发生“焚鞋事件”的埃尔切就位于瓦伦西亚自治区,西班牙2/3的制鞋企业集中于此。 由于加入WTO后12年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需个案认定,反倾销这个贸易救济措施在长时间内会成为针对中国的“贸易防卫措施”。“美国、欧盟对中国进行反倾销适用法律遵守世贸组织规定,但是程序和执行,是偏离的,它们滥用WTO规则”,吴家煌说。2003年4月,中国试图援用WTO规则,提出提案否认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无法从整体上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策略转向帮助企业在反倾销程序中获得有利位置。在2005年7月的提案里,中国更为务实,要求在反倾销案立案后、发放反倾销问卷前,设立为期20天的应诉和评论期。有充裕时间,被调查的中国企业才能为答卷程序做更充分的准备。 10月23日,中国最大民营制鞋企业奥康集团宣布,聘请律师对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温州、广州的制鞋企业纷纷跟进,表示也要聘请律师诉至欧洲法院。 “有钱人和没钱人打官司决心不一样。穷人去打富人官司,要下很大决心”,吴家煌说,“衙门很高,只有大鞋厂敢于起来起诉,小企业干脆就从欧盟退出,去非洲、俄罗斯。” 在成为被反倾销调查的大户的同时,中国也在运用反倾销武器,使国内产业免受大冲击。在加入WTO后,相比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反倾销成为中国运用最多、最主要的武器。2005年,世界上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共发起25起,中国因发起24起反倾销调查占据榜眼位置。 2004年,中国修订《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条例》因此在同年4月15日再做修改,这已是自1997年以来,为适应中国加入WTO需要而做的第二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