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中的酒神精神早已陨落。事实上，我国现有的酒文化虽然充斥着酒人色彩，但并不代表酒神精神已经消失殆尽。现实生活中，我国的酒神精神以其特有的方式依然存在，依然绽放着其神秘莫测的熠熠之光。 正如一个缺乏酒趣的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能够游刃有余地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可能期冀他能够参透玄妙的人生，乃至更加邃远的人类。但这只能说明酒神精神的表象，尤其在经历了几千年政教改良的中国，酒神精神已经显得更加隐秘和精妙，其存在也更加普遍，方式也更加地多样。在我国，无论是尊贵的政客，儒雅的学者，还是世俗的百姓，无不沁润着酒神的气息，仿佛酒神精神在《酒诰》之后化为无形，反而凌驾于政治主张的酒礼之上。许多期盼万众一心或者情感交融的重要场合，只要有酒，所有的言辞都会显得空洞，所有的行为也变成多余。酒能够凌驾于一切人类语言之上，这种巨大的魔力究竟来自何处呢？ 笔者认为，这与人类集体无意识当中的某些元素密切相关，甚至与其一脉相承。无数先哲的研究和论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酒神魔力下的人文起源 民族的艺术，总是生长在民族生存方式的根基之上，而艺术的原动力与内在模式，是深潜于人类心灵深层神秘处的最远古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中西同理。 西方的哲学家在阐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时候，往往把充满迷狂的酒神作为其具象化的表述媒介，认为只有体验到了“酒神的狂欢”，人类才创造出了无限奇妙的文明，艺术家们才能倾泻出美妙的诗乐。 例如尼采直接将希腊悲剧的诞生归功于酒神节庆，因此在他的著作《悲剧的诞生》中，他率直地提出，酒神精神才是诗的根本，现代艺术的唯一出路，就是恢复久已失落的酒神精神。他甚至认为，酒神精神是人类最本源的创世动力。 哲学家的思想起源于现实生活。在古希腊时代，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遍布各地，而酒神祭祀则是最普遍的娱神活动。每年春季，希腊人都要举行盛大的酒神祭祀仪式，参加者多是妇女，她们汇集一处，纵情豪饮，如痴如醉，高歌劲舞，浑然忘我。希腊人正是用女性、放纵、沉醉和热舞这样的“醉境”，迎接生机勃发的春天。而且在酒神精神的魔力之下，人与人从现实的疏远走向亲密，人与自然也从敌对变得友好。 所以，西方哲学家眼中的“酒神”，代表着原始的生命力，活跃的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甚至代表一切非理性的力量。 与西方的传统类似，在我国的酒文化历史当中，虽然自《酒诰》诞生以来，一直体现“以人为本”的酒人精神，但酒神精神却如永不磨灭的烙印，如幻如痴地迷醉着一代又一代热衷于酿酒和饮酒的人们。 史前的我国，所有的创造性的艺术形态都不具有独立性，而且混沌一体于圣洁的祭祀活动当中，而酒作为巫师不可或缺的制胜法宝，屡次成功应用。例如诗、乐、舞等艺术形态，在史前社会是合而为一的。当人们的情感被催发，先是“行于言”，当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则“嗟叹之”，然后“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大序》）。当祭祀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尚能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但随着酒精的作用，仪式变得热烈而欢快，渐渐地沉醉而忘形，渐渐地感受到神明的召唤，也因此逐渐感觉超越了现实，超脱于世外，仿佛天地之间所有生灵的矛盾都已经融化和解。 遗憾的是，因为史学家作祟，酒神的故事连同所有的神话故事都被坚持“史实精神”的史学家改良得无影无踪。酒神也因此渐渐变得神秘而朦胧，不像西方酒神那样仍然保持清晰的具象。 酒神的“生”与“死” 与西方相似，我国的酒神精神同样对于人类文明的启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艺术创作的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的酒神精神却显得隐秘。 随着历史的进步，祖先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天”与“神明”的虚无，越发地注重生存与生活的现实性。尤其是统治者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长久，并保护政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往往对祭祀仪式大加改良，对于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酒，更是严加限制。所以，在历史上，祭祀仪式虽然得以保留，而且足够庄重，但其目的已经从原始的“娱神”转为“敬神”。 不过，酒神精神并未在强大的政治作用力破坏性地摧毁下消失殆尽，相反，却以其独特的方式顽强地存活下来。 首先，酒神仍遗留在祭祀中 无论是翻阅典籍，还是观照现实，我们都不难发现，祭祀活动中，酒一直当作首要的祭祀品，酒器在礼器数量的占比也最重，而且品相质地和祭场摆放也最为讲究。虽然祭祀的宗教色彩在我国已经无限淡化，但因为酒的存在，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祭祀所带来的那份原始情愫的蒙动。 其次，酒神等于战神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在我国历史上，将士出征，必然要有一番庄严的仪式，而在庄严仪式之上，饮酒往往是最高潮部分。在这一刻，酒神得以复活，勇士在饮下杯中酒的那一瞬间，热血喷张，豪气干云，一往无前。战争中间，有智慧的将领往往通过饮酒来鼓舞士气，提振战斗力。战争结束，庆功宴上，皇帝通过酒来表示答谢将士，将士更是通过酒来对皇恩表示感谢。大概因为酒可以让人充满感性，进而省却了无数的语言。 再次，酒神精神流淌在诗人的血液中。
孔子“审查艺术”有四大标准：兴、观、群、怨。“兴”，是“感发意志”，激发情感；“观”，是“观风俗之盛衰”，反映社会现实；“群”，是“群居相切磋”，交流感情，加强团结；“怨”，是“怨刺上政”，批评社会，干预现实。孔子审美的四大标准后来成为艺术创作批评的四大主线。其中后三者均是对艺术创作理性层面的思考。四大标准之首的“兴”，成为后世艺术创作遵从的首要原则，形成了诗歌特有的“起兴”手法。事实上，“兴”与酒神精神同样体现为沉醉、热烈和痴迷，都代表着人类对于生命本体的非理性的体验。所以诗人在创作时的情感催发，往往要在醉境中才能完成，因此诗歌界多了诸如“李白斗酒诗百篇”和“漫卷诗书喜欲狂”的酒趣。 再次，酒神精神在酿酒人的手中铸血成魂 《礼记·月令》有：“乃命大酋，黍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大酋是殷周时期专司酿酒的官员，从名称上推断，当时应是身份高贵，举足轻重的要职。虽然后世负责酿酒的官员，名称和地位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他们在酿酒时，尽可能地保留了酒神祭祀的传统。不仅《礼记》，在政治典籍《典论》，甚至在科技论著《齐民要术》中，都有关于酒神祭祀的记载。 酒神精神的命运启示 因为代表着人类最本源的情感和意志兴发的力量，所以酒在人们生活当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被人无限痴迷地追捧和赞美。换言之，随着现代意识的逐步觉醒，酒神精神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祭祀或者膜拜的仪式，而是变得越来越生活化和世俗化。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人性、理智与激情之间，酒神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逐步形成新的生存形态。这已经成为当前酒类价值再造、品牌诉求和消费教育首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酒神之“兴”。在传统文化起源中，“兴”是最接近酒神的精神元素。当“意志”被“感发”的瞬间，世界永恒地定格于大同。此时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也与天地万物亲密无间起来，甚至天与人、物与我、悲与喜、情与理、虚与实、刚与柔，以及一切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变得和谐统一，从而形成“大和”这一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在宗教色彩浓郁的原始社会如此，在崇尚政教人伦的中古社会如此，在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依然不能忘却酒神对于人类文明的恩泽。所以，产业价值的构建和消费教育的培养，乃至于品牌诉求的选择上，如果希望我们的产品更加富有文化、更加富有艺术气息，请重新审视和植入中国式酒神精神。 酒神之“仪”。近几年来，名酒企业纷纷举行业神祭祀仪式，这是酿酒人对酒神祭祀的一种传承，是对酿酒先辈表达敬仰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企业信仰文化建设的一种策略。从当前的结果看，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实现了其原始的目的，但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多数企业的业神祭祀则显得枯燥乏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企业的业神祭祀商业气息过于浓重。业神祭祀为现实经营服务，本无可厚非，但因为缺乏对于酒神精神精义的充分理解，使得酒神的文化价值和商业追逐的经济价值成为明显区隔的两张皮。倘使企业把酒神之精义搞清楚，然后在业神祭祀当中加以传承和渲染，相信这一现象将得到根本改观。 酒神之“理”。酒神精神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原始冲动力，那是超越理性的力量，因此极富神秘感。所以饮酒给予消费者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麻醉感，或者说某种养生的功用，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感性的体验。这种体验是非理性的，可以在理性之上，因为在人类可控的范围内，但也可能在理性之下，因为感性本身就具有破坏性。但酒又赐予人类灵气、勇气和志气，它们是酒神的正气，而且会因为饮酒个体的差异而各有不同。当然，酒也赐予了人脾气，是酒神的邪气，饮酒格调低劣的人多甩不开它，而且丑态基本一致。作为酿酒人，对于这份精义的敬仰和遵从应当远甚于消费者。相较于西方酒类品牌注重酒体本身的宣传，我国酒类产品的社会消费和品牌塑造，实际上更接近酒神精神。 酒神之“命”。当代人对于酒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过分地注重技术应用而轻视道义探微。消费者过多地吟诵“李白斗酒诗百篇”，而陷于斗酒、酗酒的怪圈，更制造出五花八门的劝酒词。生产者过多地重视品牌诉求的实用性，从历史、文化、到工艺、酒体，无不成为企业营销的工具。文化研究者也多模拟历史研究的方法，将酒文化肢解成标本式的各种体系。实际上，我国酒文化最具魅力的，正是酒神精神直接表现的情志兴发，以及酒神主导下的华夏酒礼。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艾青的“水的外形，火的性格”，酒神精神不断被历代文人演绎和发展。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形的酒文化，是酒人文化，但无形的，却是令人激扬和膜拜的酒神精神。这，是我们的幸事。 当前白酒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过去我们单靠一个产品、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营销策略，就足以支撑产业的发展，未来影响白酒业的，将是产业日渐生长的社会属性，而产业信仰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刻，我们需要更多的酒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