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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这种对于立法自由的自我限制并不意味着民主被颠覆，而是民主的一种表达。所有现代民主国家都遵守宪政，就是说，他们承认对于立法机构的多数人的暂时意志要有所限制。一般来说，在这样的立法机构里有两种利益容易被夸大，而牺牲公众的利益：力量集中的生产商的利益（企业游说集团），以及对于特定政策目标有强烈感情倾向的群体（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如已故的罗伯特·哈德克（Robert Hudec）教授所言，依靠国际谈判来对抗被这些集团主导的立法程序，可能是理性、有效地确保公众利益的办法，比国内立法程序的结果要好。 那些发现自己决定国内立法的能力被削弱的人，自然会痛恨这些国际程序。但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在直接影响国家之间的谈判和纠纷解决上，可以在民主的旗帜下走多远？或者是如耶鲁大学的丹尼尔·艾斯蒂（Daniel Esty）教授所说，要服务于这个体系的"合法性、权威性和对公平的承诺"。他认为，"公共支持不能建立在政府权威的基础上，个人是否接受才是重要的。这样的组织必须证明自己与世界公民有着天然联系，自己的决策反映了全球民众的意志。非政府组织就代表这样的重要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可以由此到达公民，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必要的桥梁"。 然而，除了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来表达以外，"全球民众的意志"该如何定义和评估？显然我们没有理由接受，一些标榜非政府组织的机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资源较为丰富的组织）就足以代表"全球民众的意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抱怨说，发达国家对于劳动标准和环境保护的突然关注，其实反映着虚伪的保护主义。或者在环保问题上，反映了一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来维持自己的大量消耗资源的舒适生活的愿望。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它们会认为给非政府组织敞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等于是让自己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同时面对强大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它们的非政府组织。 的确，建立世界民主秩序所需要的基础原则目前还不清晰。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是规模最大、经济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的共识，这看来是比较适合世界现状的--因为公共品的提供是由各国政府联合负担的。除此之外能有什么选择呢？一人一票的办法将给印度和中国占世界40%的选票，一位名为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的人最近的确提出了这项建议，但显然不符合大多数激进行动者的想法。 因此，我的结论是，对于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实行普遍民主制的要求放错了地方，同样，对非政府组织开放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果要争端解决小组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包括那些为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服务或聘请的专家，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对。但是如果要正确听取这样的意见，则必须解决一系列实际和理论问题，例如，哪些非政府的声音需要听取，不能武断地限定范围。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会员国和私人企业目前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也没有发言权，它们的意见是否也需要听取？此外，还必须找到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加入的办法，必须找到增加争端解决程序的资金的办法，以确保其完成任务量。这还涉及扩大对公众的透明度的问题。这方面的方向应该是相对明确的。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执行和非政府机构举行讨论会和讲座的计划，还需要改进文件的分发形式，网站将是最重要的改进方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更多活动将对媒体公开。但是要这样做，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声音，世界贸易组织的经费就必须得到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