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这些都是对自由贸易学说的严峻挑战，它们都成立吗？正确的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有理的。
的确，许多成功发展的国家曾经用不同方式来促进产业发展，今天也依旧在继续。但我们必须避免从先后顺序来推导因果关系的常见谬误：A发生在B之前，并不意味着A就是B的原因。虽然有的干预主义措施发挥了作用，但也有很多失败了。即使19世纪实行的进口替代的好处现在也被否认了。还有，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措施中，对幼稚产业高度保护，包括完全禁止竞争产品进口，特别是在缺乏与之配套的出口激励或出口要求的情况下，尤其缺乏效率：这些政策会导致贸易政策对国内市场倾斜，向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增加征税，把支持的好处限于那些缺乏竞争力、只面向国内的狭小市场的企业。结果，这会带来著名的、令人沮丧的效应--创造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言，"长期受到保护的企业通常不会变得更有效率，而且在竞争环境一旦加剧以后很难存活"。世界银行举了印度的机床工业的例子，它长期受到100%的关税保护，但是当关税最终下降之后，来自台湾的制造商迅速占领了1/3的市场。那以后印度的本土企业开始反击，但真正成功的企业是新企业，而不是缺乏活力的老牌企业。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的确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克服许多后进的障碍，特别是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那样，缺乏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知识，这些都是重要的落后特征。这些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不时发生偏差，但有时也能奏效。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权利采取这些行动，在必要的时候纠正过去的失误，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采取贸易方面的措施依然不是最有效的。 罗德里克教授的观点看起来更存在争议，但让我们首先接受他的观点中很直观的部分：只是开展贸易自由化，而不考虑其他环境，并不能带来快速增长。在这方面，明智的人士从来不存在歧义。关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的难度也没有什么争论。关于良好的政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增加等话题，同样没有异议。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罗德里克的某些假设以及他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反对罗德里克的意见。 第一，关于投资水平本身的重要性存在激烈争议。例如，威廉·伊斯特利在出色地分析发展失败案例的时候，就发现"尼日利亚和香港地区在1960～1985年间的工人的平均物质资本都增加了250%，结果却大相径庭，尼日利亚工人的平均产出在这段时期只增长了12%，而香港地区的工人却增加了328%"。罗德里克有些含糊地认为，如果说投资是增长的核心，那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长期来看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归根到底，投资的回报还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投资的确重要。决定投资回报率高低的条件包括市场体制的运转如何，相对价格是否扭曲等。然而，这些条件不但会影响投资回报率，也会作用到投资的规模上。罗德里克和其他学者指出，众所周知，东亚国家的投资率是政府为了保护出口产业盈利能力的决心造成的。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应该强调，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出口市场的好处在于它的规模可以视为无限大。这就给能盈利的出口商扩大产能带来了巨大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