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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同样需要小心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对于童工问题的讨伐。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现代西方人在用他们已经很幸运地能享受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他们不是用发展中国家十分贫困的现状和当地居民的其他选择来做对比，而是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出发。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大约2.5亿5～14岁的儿童在从事劳动，他们占世界儿童总数的比例其实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70%在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大约1 000～1 500万人在从事出口产业，主要是在南亚。这些儿童之所以从事工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比其他地方的父母更狠心，而是因为贫穷。毫无疑问，更为富裕的社会的父母拥有的子女数量更少，投入每个孩子的教育的资本更多。值得欣喜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估计在2000～2015年只有0.9%，即使在印度，目前估计也会降到1.3%。 收入的增长对于童工现象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从1993年到1998年，越南最穷的10%的人口的真实平均收入提高了一半以上，随即带来了童工的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在家庭农场）和教育投资的增加。假如西方的贸易制裁把童工赶出了出口加工厂，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养育他们，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人的照顾，他们就只能做别的事情，包括卖淫或者农业劳动。他们也可能去只面向国内市场的工厂做工，这些企业大多数的待遇和条件要比外向型企业差得多。西方的煽动者们的良心可以被救赎，却会付出更大的他们原本希望避免的代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就是孟加拉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主要是出于西方人对沃尔玛购买的部分由儿童加工的服装的抗议，结果导致数千名儿童被解雇，其中许多人去了更危险、更廉价的工作。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不愿意接受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强加更为苛刻的劳动标准。但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改进都不能实现呢？显然也不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就会提供帮助，这会提高它们的收入水平，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自然会带来劳动标准的提高。另外，还可以给那些合理监督工作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特别是面向职工健康和安全方面，但这些福利应该针对所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出口商。如果高收入国家的人们希望加快结束童工现象，那可以通过援助来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给他们的父母提供一定的补助。相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制裁，则是在惩罚他们的贫困，同时又把他们致富的梯子夺走。客气一点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彻底的伪善。对于一切发表的讨论，最终的检验要看：高收入国家在大声说教的同时，是否愿意拿出必要的真金实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