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钱理群先生至诚之作：致青年朋友》
6. "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 "我们"社成立十年了！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能够这样坚持下来，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很不容易。这是我首先应该向大家表示祝贺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顾问，我也有很多的感慨。因为在座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是2002年8月退休的，而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在此之后入学的。见到你们，我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过我们之间好像还能够进行对话，这又是我感到欣慰的。 今天，我主要想和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十年前，"我们"社刚成立时，我有一个题词，讲的是我对"我们社"命名的理解，一共十个字："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当时，我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讲，今天，就来作一个迟到的说明吧。 我之所以十年不变地关注，今天又要来特意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现、当代文学里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或许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和迫切性。 这也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座的同学，大部分已经做到了"衣食无虞"，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地方住--其实，都是你们的家长、国家给包了。这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如何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追求怎样一种合理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这就是"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问题。具体地说，你就必须思考：要追求怎样的更健全的人性发展？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社会、世界的关系，个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等等，以此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命个体在群体、社会、世界的位置，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全的人性秩序，为自己的生命给出一个意义。 在这样的视野下，同学们大概已经明白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意义了。"我"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应该是我所说的"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今天无法全面展开。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看看二十世纪里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怎样的思考，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比较强调"我们"的，它对人的理解和想象是：人是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国家中的人，而比较少地考虑个体的人。鲁迅他们那一代，以后"五四"那一代，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杂文里，就十分感慨：中国人只有"父亲的儿子"、"母亲的媳妇"的概念，而没有"人之子"的概念，不承认子女是"独立的人"，有"与成人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孩子的世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子女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因此，鲁迅这一代先驱者就提出了要"解放自己的子女"的呼吁，其关键就是承认他们的生命个体独立地位、权利和价值（参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于是，就有了鲁迅《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那一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里的中心词，显然是"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几乎可以看作是五四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样，"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思想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五四文学之所以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因为塑造了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立的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的心声--这些，都是中文系的同学所熟悉的，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四时期之前，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还对"类"的观念，即仅把人归为某一"类"，而不是某一"个"，提出质疑。比如把人仅仅看作是"国民"，而忽视其"个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人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国家主义，即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应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当时孙中山就竭力推行这样的国家主义，这也引起了启蒙主义的先驱者的极大警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就专门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提醒要提防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要求人民无条件地牺牲，放弃对个人幸福、权利、自由的追求。并且他指出，片面强调"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这样的提醒，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的概念。我在《与鲁迅相遇》的讲课里，有过这样的解释和发挥："鲁迅讲的‘个‘有两个意思：一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一个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我们常讲‘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群众‘、‘人民‘这是一个概念的人，不是具体的人，是群体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这是很容易被‘调包‘的：口头上讲的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民‘、‘群众‘，真正一落实下来，就变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表‘（那倒是具体的、个体的某某官员）服务了。而鲁迅他要强调的是‘每一个‘具体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他把人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之中，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要关怀具体的、真实的人，是强调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因此，鲁迅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以己为"造物主"。也就是说，他赋予"个"、"己"的概念以终极性的价值，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根据和原因。此话非同小可，也就是说不要"上帝"，也不要上帝的"代言人"，不要"众意"，而要自己作主，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所以鲁迅讲的个性，个体意义不是放纵的，是很有责任感的，自己选择的同时是自己负责，自身到自己那里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鲁迅就把"我"的意义，提高到了一个存在论的高度。鲁迅讲"立人"，追求的就是"人的个体精神自由"，这几乎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