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汉初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也在皇帝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文帝号称"节俭"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减免全国的赋税，曾经免收全国田赋十二年之久。此外，他还免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废除"一人有罪，坐其家室"的连坐之法，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废除了肉刑等等。可以说，汉初的"文景之治"，实际上就是黄老治国思想的证明和实现。 不同治国思想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治国方略和不同的具体政策，继而又导致皇朝的不同命运。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但终元一朝就没有出现过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更甭奢望享受鼎盛时期带来的成功和辉煌了；而同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则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且持续了百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只有不到一百年，而清朝则统治有二百六十年之长。同是少数统治，结果为何迥异，我们发现原因在于两个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选择治国方略不同使然。元朝在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采取的治国方略是以牺牲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本族的利益；以蒙古族为绝对的统治者。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统治者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各有差别：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不仅如此，还通过残暴的军事高压政策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如此就是元朝的短命。而清朝在入关之后，很快就改变了创业阶段的方略，选择了新的治国思想，即满汉一体。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很快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二、守成还需内严外宽 从历史上看，稳定阶段的皇朝指导思想一般都会选择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制度上就是休养生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宽松的思想和政策，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的。与民休息的另一面则是严格约束统治集团内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外儒内法"思想的含义。对"外儒内法"思想的理解，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皇朝的历史上，各级官僚乃是"牧民"之官，是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对官僚队伍的放纵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普通百姓的压迫。所以，这种"外儒内法"并不矛盾。 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权之后，实行的是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从思想渊源上看，乃是道家和儒家的混合；但是，我们知道朱元璋又是一个对官僚极其不信任和非常严格的皇帝。朱元璋在对待官僚的态度上实际上是法家的思想。为了不让各级官吏下乡扰民，朱元璋专门下旨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不得无事下乡扰民，如果有百姓发现官吏下乡，可以向朝廷举报。朱元璋对待贪污官吏的态度更严厉、残酷，扒皮实草等酷刑都用上了。这实际上乃是法家思想的外化：人主乃是孤家寡人，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人性乃是恶的，做君主的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臣下的私心贪欲。 稳定和成长阶段的这种外松内紧的制度文化，还可以从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时期看出来。康熙朝时期，经过明末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非常自然的要采用儒家和道家的宽、仁政策，因为"宽则得众"。尽管当时清朝廷对政治反抗者施以严刑、治以峻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尚得缓刑，对士民施以柔术。以宽，拂定众心；以宽，笼络士人；以宽，休养生息；以宽，治政安民。但是，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集团时，法家的严厉暴露无遗。雍正皇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其严猛为政的迹象在即位之初已经显露端倪。雍正不仅对大臣大行杀戮，而且对其亲兄弟也不放过；不仅从肉体上消灭贪官污吏，而且还从人格上侮辱那些不顺自己心意的大臣。大臣钱名世因与年羹尧交通，在年羹尧被诛杀之后，钱名世也被罢官回家，雍正别出心裁赐给钱名世一块匾额，上书"名教罪人"，要钱名世挂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上。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雍正的严猛只是针对官僚集团的；而对一部分人的严猛客观上往往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了宽仁。在处理朝廷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上，雍正坚持了宽仁和平的思想和政策。而以严猛手段打击不法官吏，严肃官僚纪律，本身就为广大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 三、在成长中寻找文化的支撑
在皇朝初期，由于刚刚结束战乱局面，人民的心思还没有统一到新王朝。这时，皇朝很需要通过一种比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将新王朝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取得人民的认可和拥护，从而为皇朝的稳定奠定思想基础。这些都是新王朝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学校和教育。学校和教育除了稳定人心、宣传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培养人才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储备库和蓄水池，在人才过多的时候，储备起来，既可缓解压力，又备不时之需。 首先，学校教育要与组织发展的整体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通过学校教育将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学的产生和发展。在汉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实际上是民办学校，孔子要靠收学费来维持生计，这个学费就是"束脩"。到了汉朝，官学也只局限于最高学府：太学，并且太学只有一所。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各个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从而纷纷举办官学，并且将官学逐渐从中央办到省一级，继而府一级，县一级。明清两朝是学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时期。在宋朝，政府办的官学还只到州级（府级），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州县学，基层有社学，卫所有卫学。学校的设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时人们对这种普遍的学校教育称之为："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朝的这种学校教育繁盛的局面，与朱元璋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时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如此就好比为组织培养一批忠诚的员工，并对锁定的目标群体有着极有力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其次，学校教育要与组织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又是通过学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合在了一起。在汉朝，最高学府太学，不仅宣讲学问，还是一个官员培养单位。太学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为吏。郎和吏，都是汉王朝的后备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可以获得实际的官职。到了科举制较为发达的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学校教育则完全与科举结合了起来。学校教育从内容和形式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成为科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参加科举必须学校出身，学校也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分别与科举考试中的童试、乡试、会试相对应，又与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号相对应。 第三，重视学校教育的宣传作用。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活动，这种活动具有集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组织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以及具体的行政事务，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传达到普通民众那里。当然，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内部培训的信息传达作用可能比较小。但是，通过内部培训，把本组织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传达给组织成员，也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法。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诗人公刘先生如是说。用一生的战斗换来的这一夜，是成功创业者独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验着把酒的人。不错，起于萍末的闯王李自成战斗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却旋即丧失了流血、流泪、流汗挣来的基业。起于寒微的朱元璋也战斗了一生，却不止享受了一夜，还开创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创业路近似，命运大不同？！百思一问。 创业未有转入守成。外部环境之于组织是何等重要，环境的转变要求组织各方面必须随之调整，甚至重构，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运。那些安享创业果实、不思持之以恒、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备高瞻远瞩能力的，连创业后的守成期都难以度过，更甭奢谈长青的基业了。 创业转入守成，重在建构。因为刚刚尘埃落定的创业期是灵活多变，但缺乏规范与控制；此时最为急迫的就是转轨，不仅体现在战略上、战术上，更要落实在制度上、规范上，包括组织架构、核心理念、管理程序、信息系统、激励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适应守成阶段需要的组织特性。 非如此，不能迈向组织的生命顶峰。
